杨剑兵郁玉英清初遗民小说与宋金对峙以
2022/10/26 来源:不详清初遗民小说以宋金对峙为历史背景的主要有《后水浒传》、《水浒后传》、《续金瓶梅》,均为续书作品。
那么,清初遗民小说作家为何选择宋金对峙为历史背景来创作续书呢?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续书对原书在时代背景上的连续性。
我们知道,《水浒传》的历史背景主要是北宋徽宗宣和元年至三年(-)的宋江起义。
据《宋史·徽宗本纪》载:“(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1]
再据《宋史·侯蒙列传》载:“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2]
与这次起义相关的即是朝廷的奸臣当政,如四大奸臣蔡京、童贯、高俅和杨戬,以及宋徽宗的奢华生活,如到全国各地搜集奇花异石的“花石纲”。
作为由《水浒传》故事生发出来的《金瓶梅》,其历史背景当然也是主要在宋徽宗宣和年间,我们从小说不断出现的四大奸臣,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一点。不过,上述两小说在结尾处亦涉及北宋灭亡与南宋建立的历史,但显然只是作为小说的尾声而已。
而作为《水浒传》、《金瓶梅》的续书,在历史背景上恰好可以将原书尾声的历史当作小说的主要历史背景。
《后水浒传》诸多人物是由《水浒传》中的人物转世而来,特别是由宋江转世的杨幺、由卢俊义转世的王魔。
笔者疑为作者借续书之名,反映南宋建炎四年至绍兴五年(-)发生于洞庭湖地区的钟相、杨幺起义,并结合宋金对峙的历史背景,来表达自己在乱世中的渴望忠义、痛斥外族入侵的遗民情怀。
《水浒后传》亦将《水浒传》的宣和历史背景,移至两宋之间的历史背景,出现了金兵残酷掠杀北宋民众、燕青冒死拜见北狩的宋徽宗等情节,这与作者自称“古宋遗民”是完全相符合的。
《续金瓶梅》更是较为详细地展现了金兵南下给百姓带无尽的苦难,以及在这一苦难中的众生百态。
所以,清初遗民小说作家在续书创作时,选择宋金对峙为背景,既是对原书在时间上的必然要求,又是作家遗民心态的必然选择。
其次,金朝与清朝具有历史渊源关系。
我们知道,金朝与清朝均由女真族建立。女真本是散居于东北松花江流域与黑龙江流域的游牧民族,古为肃慎氏。元魏时,有七部。[3]
隋时称为靺鞨,而七部并同。“唐初,有黑水靺鞨与粟末靺鞨,其他五部无闻”[4]。
“五代时,契丹尽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附属于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号熟女直;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号生女直”[5]。
在辽朝中期,女真族完颜部崛起,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按:汉名完颜旻)于收国元年()正月称帝,建都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称上京。
金太宗(完颜晟)天会三年()宋金联军灭辽。天会五年()金灭北宋,势力进入中原地区。
海陵王(完颜亮)天德五年(),金迁都至中都(今北京)。
在金章宗(完颜璟)后期,金朝开始衰落,北方蒙古族开始崛起,并于金哀宗(完颜守绪)天兴三年()灭金。
金朝经10帝年走向了灭亡。
蒙古族建立元朝后,女真原居住地归合兰府水达达等路管辖。
明初,女真族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部。
建州女真到努尔哈赤时,逐渐强大,并在其领导下统一了女真各部。
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称汗,国号“大金”,建元“天命”,建都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史称“后金”。清太宗皇太极于天聪九年(崇祯八年,)改“女真”为“满洲”,并于次年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
顺治元年(崇祯十七年,)清朝入主北京,康熙元年(永历十六年,)灭南明永历政权,康熙二十年()平定了吴三桂等三藩叛乱,康熙二十二年()郑克塽降清。
至此,清朝完成了全国统一。
女真族在发展过程中虽与契丹、汉、蒙古等民族有过融合,民族称谓上亦有多次更易,但仍然保持着本民族的特性。
所以,金朝与清朝在民族上是同根同源。正是这一内在联系,清初遗民小说作家在小说创作时,选择宋金对峙为历史背景是有所喻指的。
除上述两点主要原因外,南明与南宋有诸多相似点,如它们最初都曾建都于南京,都与入侵的少数民族进行了顽强地抵抗,并涌现了众多可歌可泣的抗敌人物与故事等,或许亦是遗民小说作家选择宋金对峙的历史背景的原因。
比如《水浒后传》中李俊在海外建立的“暹罗国”,众多学人即认为是作者暗喻南明的郑氏政权。
总之,《后水浒传》、《水浒后传》、《续金瓶梅》选择宋金对峙为历史背景,一方面是续书特点使然,另一方面也是作者以金喻清的遗民心态使然。
而《续金瓶梅》又是这两方面代表之作,笔者将以其为例作具体探讨,探讨其与明清之际现实的关联以及作者的遗民心态。
一、金兵的残暴与清兵的屠城
金兵的掠杀在《续金瓶梅》中多有表现,其中重点描写了金兵在山东(包括东昌府的清河县)及扬州的屠杀。
如小说第一回描写了金兵掠杀兖东一带,筑成十几座“京观”[6]而去,但见:
尸横血浸,鬼哭神号。云黯黯黑气迷天,不见星辰日月;风惨惨黄沙揭地,那辨南北东西!佳人红袖位,尽归胡马抱琵琶;王于自衣行,潜向空山窜荆棘。觅子寻爷,猛回头肉分肠断;拖男领女,霎时节星散云飞。
半夜里青鳞火走,无头鬼自觅骷髅,白日间黑狗食人,大嘴乌争衔肠肺。野村尽是蓬蒿,但闻鬼哭;空城全无鸟雀,不见烟生。三堂路口少人行,十方院中存长老。
小说第二回描写金兵血洗清河县所造成的惨象道:
城门烧毁,垛口堆平。一堆堆白骨露尸骸,几处处朱门成灰烬。三街六巷,不见亲戚故旧往来,十室九空,那有鸡犬人烟灯火!庭堂倒,围屏何在?寝房烧,床榻无存。后园花下见人头,厨屋灶前堆马粪。
第十三回描写了金兵于清河县屠城道:
东门火起,先烧了张二官人益的新楼,西巷烟生,连焚到西门千户卖的旧舍。焰腾腾,火烈星飞,抢金帛的你夺我争,到底不曾留一物;乱荒荒,刀林剑树,寻子女的倒街卧巷,忽然没处觅全家。应花子油舌巧嘴、哄不过渲关;蒋竹山卖药摇铃,那里寻活路?汤里来水里去,依然瓮走瓢飞;小处愉大处散,还是空拳赤手。恶鬼暗中寻恶鬼,良民劫外自良民。
小说突出描写金兵在山东的残暴,与作者故里诸城遭清兵屠城有关。丁耀亢在《出劫纪略》里记载了崇祯末年清兵在诸城的屠杀:
“是夜,大雨雪,遥望百里,火光不绝。各村焚屠殆遍。……白骨成堆,城蝶夷毁,路无行人。至城中,见一二老寡妪出于灰烬中,母兄寥寥.对泣而已。……城北麦熟,欲往获而市人皆空。至于腐烂委积,其存蓄不可问类如此。时县无官,市无人,野无农,村巷无驴马牛羊,城中仕宦屠毁尽矣。”[7]
这次清兵在诸城的屠城,丁耀亢的家人亦惨遭不幸,“丁耀亢弟弟耀心、侄儿大谷守诸城殉难,长兄耀斗、侄儿豸佳受伤致残,二兄耀昴全家战亡,只有丁耀亢携老母、孤侄逃入海岛而幸全”[8]。
我们从其《哀九弟见复》、《哀大侄如云》、《海中寄乡信兼慰长兄》、《兵退后再答大兄》等诗作中可感受到作者对家人惨遭不幸的痛心。
另外,丁耀亢的诗作亦反映了清兵的屠杀,如《冬夜闻乱入卢山》云:
“乱土无安民,逃亡乐奔走。岂无饘粥资,急命轻升斗。自遭囗(按:本字被挖版,疑为“虏”字)劫后,男妇无几口。日暮还空村,柴门对古柳。白骨路纵横,宁辨亲与友。昨闻大兵过,祸乱到鸡狗。茅屋破不补,出门谁与守?但恐乱日长,零落空墟薮!”[9]
小说第五十三回又描写金兵攻陷扬州城后大肆掠杀道:
金珠如上,一朝难买平安;罗绮生烟,几处竞成灰烬。翠户珠帘,空有佳人无路避;牙床锦荐,不知金穴欲何藏。泼天的富贵,堆金积玉,难免项下一刀;插空的楼房,画碧流丹,只消灶前一炬。杀人不偿命,刀过处似宰鸡豚,见死不垂怜,劫到来总如仇怨。自古来淫奢世界,必常遭屠杀风波。十里笙歌花酒地,六朝争战劫灰多。
这段描写虽蕴含着因果报应的思想,但金兵的残暴还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清兵在扬州的屠城:
数十人如驱牛羊,稍不前,即加捶挞,或即杀之;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籍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10]
我们虽然不能将小说中的金兵与明清之际的清兵完全划上等号,但是小说突出描写了金兵在山东与扬州的屠杀,这无疑是向我们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作者试图将自己的经历与耳闻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去,并试图让读者通过这些地点的提示而联想到明清之际的社会现实。这抑或为作者创作匠心之所在。
二、北宋的灭亡与明亡教训的总结
靖康二年(),宋徽宗、钦宗二帝北狩,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耻”。
《续金瓶梅》在描写北宋灭亡的过程,着重突出了君主荒淫、奸臣当权、边将投降、党争不断等方面,而这些恰恰与明亡原因有其相似的地方。
(一)宋徽宗的荒淫与晚明君主的昏庸
《续金瓶梅》在描写宋徽宗时总体上与史书记载相一致,即均有表现其荒淫的一面。这种荒淫主要表现在:
1、醉心花石。宋徽宗喜好花石,史书多有记载,小说亦多有表现。第六回描写了宋徽宗遇上好的虎刺,常常赏赐白银三五百两。
第十三回又描写了宋徽宗嫌宫廷阁楼太丽,“移了口外乔松千树、河南修竹十亩”,营造了一座风流典雅的“孤村小市”良岳山。
2、不问朝政。小说第十三回描写道:“这道君把国政交与蔡京,边事付与童贯,或是召林灵素石上讲经,或是召蔡攸来松下围棋,选几个清雅内官,捧着苏制的杯盏,一切金玉杯盘、雕漆官器俱不许用,逢着水边石上,一枝萧笛,清歌吴曲。”真所谓“清客的朝廷,仙人的皇帝”。
与宋徽宗相似的晚明君主主要有万历帝、天启帝与弘光帝。
万历帝在位四十八年,而“不郊不庙不朝”却长达三十年之久。[11]
《明史》曰:“明之亡,实亡于神宗。”[12]
孟森亦云:“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13]天启帝嗜好木工,人所皆知,最后权力为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所掌控。
《明史》评曰:“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而重以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14]
弘光帝作为南明的第一个皇帝,不思恢复国土,而倾心于选淑女、观戏剧,最后落得国破身亡。
《南明史》评曰:“上燕居深宫,辄顿足谓士英误我,而太阿旁落,无可如何,遂日饮火酒、亲伶官优人为乐,卒至触蛮之争,清收渔利。时未一朞,柱折维缺。故虽遗爱足以感其遗民,而卒不能保社稷云。”[15]
总之,小说在描写宋徽宗时,在一定程度上观照了晚明君主。
换言之,我们从作者对北宋晚期的乱政描写,可以感受到作者与其说在为北宋之亡的教训作总结,不如说在为明亡教训作总结。
(二)徽宗时的奸臣当道与晚明时的阉党专权
大凡一个朝代或政权的晚期,常常会出现奸臣当道的现象。这与君主的昏庸荒淫有关,又与奸臣善于钻营逢迎有关。北宋与明朝亦没有逃脱这一历史魔咒。
《续金瓶梅》虽对宋徽宗朝政描写不多,但明显突出了“四大奸臣”(蔡京、童贯、高俅、杨戬)中的蔡京与童贯。
蔡京主要是在朝廷里掌控权力,过着奢靡的生活,如小说第十七回描写道:
“说那徽宗朝第一个宠臣、有权有势的蔡京,他父子宰相,独立朝纲,一味掐佞,哄的道君皇帝看他如掌上明珠一般。不消说,那招权揽贿,天下金帛子女、珠玉玩好,先到蔡府,才进给朝廷,真是有五侯四贵的尊荣、石崇王恺的享用!把那糖来洗釜,蜡来作薪,使人乳蒸肉,牛心作炙,常是一饭费过千金,还说没处下箸。”
如果说蔡京在朝廷里败坏朝纲,那么童贯则在边疆有损北宋安危,如小说第十九回描写道:
“却说宋徽宗重和七年,童贯开了边衅,密约金人攻辽,后又背了金人收辽叛将张毁,金人以此起兵责宋败盟。童贯无力遮挡,只得把张毁杀了,送首级与金,因此边将一齐反叛。”
如此奸臣当道,徽、钦二帝北狩,实在是在所难免。诚如小说描写徽、钦二帝的感叹道:
“这上皇父子垂头长叹,才悔那良岳的奢华、花石的荒乱,以至今日亡国丧身,总用那奸臣之祸。”(第十九回)
晚明时的阉党专权与徽宗时的奸臣当道颇有几分相似之处。
明天启时,魏忠贤通过与天启帝乳母客氏的勾结,又与崔呈秀、田尔耕、许显纯等人的结党,形成庞大的阉党集团,赶杀东林清流,掌控朝廷内外权力。
《明史》谓“明代阉宦之祸酷矣”[16],魏阉盖首当其冲;又谓阉党专权给明朝带来严重影响,曰:“其流毒诚无所穷极也!”[17]
谷应泰甚至将魏忠贤与蔡京相提并论,曰:“呜呼!自予考之,神、光二庙,朝议纷争,玄黄溷淆,朋徒互揣,至此则钩党同文,得祸斯酷矣。然封谞事发,始知顾、及之贤,蔡京事败,益信元祐之正,身虽荡灭,名义所从判尔。”[18]
到弘光时,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余孽掌控着朝廷内政、边疆大权,从而使其仅存续一年即告寿终正寝。孟森谓马阮“亡国大罪人”[19],似乎并不为过。
总之,《续金瓶梅》对徽宗时奸臣当道的描写,无疑是对北宋灭亡原因的一种探究。
这种探究无疑又为我们提供阉党专权导致明亡的思考。
由此可见,作者在探究历史的同时,又渗透着对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