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话的由来,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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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夸我说话好听，学习的时候要我读报，电视台聘我当主持人，举办文学讲座也是受欢迎，大概就因为我说的是北京话。还有个秘密，美丽的女护士范季华之属意于我，不仅一见钟情，还有“一听钟情”，听了这优美的北京话，就非我不嫁，转眼五十七年过去，她仍然爱听我说话，初衷不改。我也受宠若惊呀，加之从业京味小说，“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便在有意无意之间，探索北京话的奥秘，结果喜出望外——谁说北京人缺少创造性？北京话就是无价之宝。这项创造，于国家民族，于经济文化，贡献之大，至少可与始皇帝统一汉字相媲美。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泱泱大国。秦始皇统一汉字，对于维护国家统一，记载和传播历史文化，功不可没。但是语言不统一。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上形成了一千多种方言，要统一语言，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早就需要创造一种大家都能听得明白的语言。这个伟大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了北京人肩上。北京人何德何能，担此重任？这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

北京历来是南北文化交流的通衢大邑。三千年前，周武王在北京地区分封了两个诸侯小国—燕和蓟。后来燕灭蓟，迁都蓟城（今广安门莲花池一带）。战国时期燕强盛起来，燕京有三十万人口，“富冠天下”。隋炀帝修京杭大运河，漕运沟通富饶的江南和华夏帝都洛阳、长安，燕京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乃兵家必争之地。

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战争，一是群雄争霸，逐鹿中原，在年鸦片战争之前皆属内战，不是外敌侵略。二是南北打仗，故有“南征北战”之成语。东西贸易，有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买卖东西，连商品都俗称东西。我无从知道古代北京话的声音腔调，但也无妨，那时候北京还不是文化中心，北京话对全国影响不大。最近的一千年间，情况发生了变化。简言之，这期间北京地区发生过六次大规模的人群、文化交流和融合，为创造一种通用语言提供了条件。

契丹族南下，在燕京建立了辽南京，天宁寺塔和牛街清真寺都是辽代建筑，刻印大藏经，彩色石印的《释迦牟尼像》很精美，是印刷和图像美术的代表作。辽南京第一次办科举，成为北中国的文化教育中心。文教活动促使北方话扎根燕京。

女真族南下，灭北宋，派画师测绘汴梁皇宫，调集百万工匠修建繁华的金中都。年，金海陵王从黑龙江阿城迁都燕京，此乃北京建都之始。金朝兴建大宁宫（北海公园一带），在香山、玉泉山、钓鱼台建筑离宫别苑。多拱的卢沟桥工艺精湛，《马可·波罗游记》说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此时已有了“卢沟晓月”“蓟门飞雨”等“燕山八景”（即后来的燕京八景）的美谈。相信吗？建筑美可以促进语言美。语言文字都讲究结构，而结构源自美术和建筑；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就是证明。

蒙古族南下，统一全国。年元帝忽必烈迁都燕京。元大都的建设以积水潭为中心，纵横九条大街，分割出棋盘式居民区。自古“无水不建都”。北京地区三面环山，森林茂密，有许多河流和潜河，至今还有万泉河的地名。当年众多自流泉涌出地面，乃有京西稻。地下水源丰富，小胡同里都能打出水井，此乃市井文化之渊源。水监郭守敬引白浮泉水入瓮山泊（昆明湖），经玉渊潭至积水潭，供给北、中、南海。“南粮北调”的船队和商船驶入市区，“积水潭帆樯蔽日”，岸边货栈酒肆鳞次栉比，十分热闹。商业活动进一步促使南北语言的交流融合。此事我有研究，“文革”中我被下放平谷县劳动，每月骑自行车回一趟家，中途在张镇或杨镇吃顿午饭。无意中发现张镇人说京东话，也就是演员赵丽容说的那种乐亭话，而杨镇人说北京话。这两个乡镇相隔30华里，都属顺义县管辖，地处平原，没有高山大河阻绝，居然存在语音的界线，这为什么呢？幸亏“革委会”让我下放四年之久，由于我爱写小说也就爱打听，这才弄明白历史的成因：解放前张镇人去东边的平谷县城赶集，而杨镇人去西边的顺义县城赶集，正是这些商业活动，划分了语音的界线。

元曲（杂剧）与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齐名，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四座丰碑。剧作家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都是北京人，代表作有《窦娥冤》《救风尘》《单刀会》《西厢记》。同时涌现的表演艺术家“五秀”：珠帘秀、顺时秀、天然秀、赛帘秀、燕山秀，在我国学艺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与后来京剧“四大须生”“四大名旦”一样，不但推动戏剧发展，对通用语言的形成也有很大贡献。可惜当时没有录音机，后人听不见他们如何演唱、道白，但从元曲剧本仍可看出，北京语言已经趋向白话文。这种趋势，在明代“四大奇书”《金瓶梅》《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里皆可得到证实。小说要人看得顺畅，戏曲要人听得入耳，这与创造共通语言的要求是一致的。语言的发展，与文艺活动的繁荣息息相关。

汉族北上，明朝皇帝朱棣迁都北京，是北京这个名称的由来。他参照南京宫殿规制，将元大都改建为紫禁、皇、内、外四重城，体现了汉文化平衡、对称、端庄的审美观和哲学思想。这样的美学和哲学，也影响着北京语言的构成：在北方话平实易懂的基础上，汲取吴侬软语之清脆优雅。具体情况是，朱棣从南京带来了数万户工匠，另有一万多名江南工匠轮班来北京服役。苏州建筑业香山帮的鼻祖、木工蒯祥，就是天安门和三大殿的设计师、工程师；还有瓦工杨青、石匠陆祥，他们都是江南天才的建筑师，这批能工巧匠不但带来江南的语音，也促使北京的手工业高度发展。

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讲的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民间故事，趋向白话文，具有明白易懂的通用语言特质。当时发生一件事，桂林官员来北京进贡三花酒，却讲不明白斟酒时怎么会激起三层酒花。明嘉靖皇帝因此要求各地官员都学会说“官话”，也就是北京话。由此可见，北京话在明朝已经具有广泛影响。

满族南下，清朝定都北京长达二百六十余年。清的前半叶，军功、版图、经济、文化、民族团结，都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出现了“康乾盛世”。各个朝代陆续修建两千年的防御工事万里长城，从此变为“内墙”和历史景观。康熙皇帝有句名言：今后永不修建长城。却连片兴建圆明园、颐和园，造就了举世闻名的大型皇家园林区。

我是满族人，满族原本是半游牧民族，文化水平较低，初期只有六十万人进关，要统治偌大国家，必须依靠汉族和学习汉文化。其实，努尔哈赤的王子们，从小就由汉族的老师教授四书五经，他们接受汉文化是顺理成章的事。清朝历代帝王，几乎都是书写汉文字的书法家。我见过的一些重要碑铭、文牍，也是同时使用汉、满两种文字镌刻、书写的。如果说满族完全被汉族同化了，那不符合实际。这种文化交流融合是彼此影响、互相渗透的结果。满语同样进入北京话，譬如松花江、哈尔滨、齐齐哈尔、萨琪玛。满族的旗袍和高跟鞋也风靡全球，虽然欧洲人挪动了高跟的位置。汉族妇女裹小脚的陋习，满族并不学习。

明清两朝五百余年，进京赶考的举子超过百万，金榜题名的进士六万人，许多留京做官，或外派之后又回京师的文人学者，他们不断充实着北京的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品位。明清百位状元郎，其中苏州才子就有十六人，都做过京官。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精英，是翰林院、国子监的骨干，京师大学堂（北大）、师范馆（师大）的校长、教授，也是诸如《康熙字典》《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和《顺天日报》《京论日报》《北京女装》的总编。所谓京味文化或京华文化，由宫廷文化、士大夫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四大板块组成，互有渗透，不但提高京味文化的品位，也促进北京语言走向优雅和完善。

新中国定都北京，使人员、文化交流融合的规模空前扩大。今天的北京人来自“五湖四海”的五十六个民族，正是新老北京人共同创造了优美的当代北京话。

北京话带有“官话”的性质。即使在交通不便的封建时代，全国各地也有许多人晋京赶考、经商、谋官、议事，朝廷常派钦差大臣、文官武将到各地视察巡抚，乃至康熙、乾隆皇帝六下江南、七下江南，北京话在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也逐渐影响全国。

北京话的特点，第一是咬字真切，为此必须克服某些方言的缺陷，譬如，东北话齿音重，十、四不分；天津话勇、荣不分；上海话一、二不分；湖北话刘、牛不分；湖南话发、花不分；广东话王、黄不分，“我姓三横王，不是大肚黄”，那多啰嗦呀。第二是音、声比较齐全，音色清脆，声调平实，弱化了某些方言浓重的鼻音和铿锵生硬之语音，于柔和中趋向优美；平、上、去、入四声俱全。第三是语汇丰富，这得益于多民族、多语种的交流融合，使北京话博采众家之长，积累了大量语汇、词和成语，能够区分语义的细微差别，表达能力极强。

民国初期，国民议会将北京话正式定为国语。至今许多台、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依然称北京话为国语。曹雪芹、老舍、侯宝林等语言大师把北京话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的艺术境界。不少红学家爱钻牛角尖，喜欢考证、探微，若从语言的角度研究《红楼梦》，发掘这部语言宝典，就能看到曹雪芹对北京话的重大贡献。老舍常到北京人艺去给演员们念剧本，征求意见，力求每句台词都生动上口，他对语言的重视，可见一斑。北京话是相声艺术的根基。从国外传来的话剧、电影、广播、电视，其语言艺术，也得益于优美的北京话的发音。经典播音员夏青、葛兰、宋世雄，表演艺术家石挥、白杨、于是之，都是传播北京话的功臣，传授学习北京话的榜样。

北京话也带有方言的性质，有自己的市井俚语，而且有卷舌音、儿字腔过多和入声较少等缺点。新中国推广的普通话，要求“以北京话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因为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川滇黔和桂北的汉语，都属于北方语系，具有平实易懂的优点，又是人口的大多数，具有推广普通话的基础。其实，北京话就是在北方话的基础上，经过千年筛选磨练而成的通用语言，普通话正是由北京话演变而来的。这种演变，剔除了北京话的缺点，使我国的通用语言日臻完善。在北京召开的“世界汉语大会”报道：全球一百个国家的两千五百所大学在教授汉语，学习者有三千多万。正是我国经济文化的繁荣，才能引起世界范围内的这种汉语热潮。

在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内外交往频繁的当代，北京话—普通话，这个文化载体和交流工具，对于祖国统一大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是不可或缺、弥足珍贵的国宝。

来源：北京参事室文史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