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妖猫传看陈凯歌导演影视导向的转变

公益中国爱心救助定点医院 http://nb.ifeng.com/a/20180427/6536099_0.shtml

“第五代”导演被认为是新中国电影史中，最有推陈出新力量，率先提升中国电影国际地位的一代开拓者，因执导了《黄土地》而成名的陈凯歌则是“第五代”中最为突出的导演之一。陈凯歌的电影被认为具有相当明显的连贯性，无论是早期电影抑或是新世纪以后受商业模式影响的作品，都可以被认为是兼具了陈凯歌理性思辨与诗性情怀的“文化苦旅”之作，但这并不意味着陈凯歌在二十余年的艺术生涯中未曾有过转型。伴随着中国电影的沉浮，陈凯歌也多次有意进行自我突破，与好莱坞合作的《温柔地杀我》、具有喜剧色彩的《道士下山》等虽招致诟病，但无疑是其试探之作。而直到《妖猫传》，陈凯歌的审美转向之路才可谓清晰起来。

向着叙事性的转移

只要对陈凯歌的作品稍作总结，就不难发现，陈凯歌热衷于实践电影与文学之间的联姻。文学原本就是电影艺术重要的领路人，在文学宝库中挑选故事素材对于电影人来说并不稀奇，然而陈凯歌电影却有明显与众不同之处。一来，陈凯歌是为数不多的喜欢将散文搬上大银幕的导演，如《黄土地》就来自散文《深谷回声》。在这些电影中，抒情氛围极为浓郁，视觉段落通常有着较强的写意性；二来，即使是在基于叙事成分更重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之中，如根据史铁生短篇小说《命若琴弦》改编而成的《边走边唱》、根据阿城同名小说改编的《孩子王》等，陈凯歌也往往在改编过程中有意减弱其叙事性，增加抒情性。

而在《妖猫传》中，陈凯歌开始了明晰地从抒情性向着叙事性的转向，尽管电影中也有能够作为完整、独立审美对象的画面，但是相对于陈凯歌已经得心应手的“诗意性阐释”，电影的情节一环扣一环，大量饱满而紧凑的叙事内容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电影可以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以陈云樵与春琴一家的故事为主，后半部分则以唐玄宗与贵妃的故事为主，而二者的联系在于前者是后者的复现。在电影一开始，皇帝李适就驾崩了，死法是“妖厉缠身，疲竭而亡”，凶手则留下了一块写有“徳宗驾崩，后即李诵”的木牌，悬疑感马上就产生了。诗人白居易与倭国来唐的和尚空海成为侦探式的人物，观众追随着两人的视角马上又陷入更大的谜团中，春琴家出现的神秘黑猫以及春琴的被附身等，做缢死贵妃白绸的老宫女也被杀。线索接连不断地出现，当一个疑团被解开后，新的谜团又产生，甚至连空海本人，都因为能识破幻术而让人备感神秘。就在观众看到妖猫是想引导二人为贵妃申冤，误以为已经接近事实真相后，却又发现，妖猫也是一个被蒙在鼓里的角色，丹龙所知要比白龙多，但丹龙也是一知半解的误会者。每个人都只了解到一部分真相，剧情不断地反转，观众必须集中自己的注意力来对剧情进行分析、排序。

电影并不以抒情画面或仪式化手法来制造叙事的停顿，而让观众始终跟着剧情走，而即使如此，由于人物动机交代得清楚，杨贵妃、白龙，甚至是戏份并不多的阿倍仲麻吕等人的形象并不因此而不完整。此外，在电影中有多次闪回，观众能看到重复出现的歌舞升平，一遍遍飞翔的白鹤少年，以及不止一次出现的“云想衣裳花想容”。但是陈凯歌有意在每一次闪回中都透露新的信息，让观众在主人公推理和探究的过程中获得极大的乐趣。

文化架空的实践

相对于同属“第五代”的田壮壮、吴子牛、张艺谋等人，有着“银幕诗人”之称的陈凯歌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厚重的文人气息，其撰写的剧本多紧扣历史，且往往引经据典，体现出极强的文学功底。

为了对中国的民族文化，抑或是汉民族性格等进行揭露和反思，除了少数如《无极》这样的奇幻之作外，陈凯歌的电影往往紧扣历史，或现当代真实事件，以体现出厚重深沉之感，这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根据李碧华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霸王别姬》。小说中原本被女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