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主流权力,你可以选择什么,孩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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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是《棋王》让作家阿城一跃而起，登上了巅峰，那《树王》就算是一个作家在登山前的热身，《孩子王》则是登上山顶后的重整待发之作。

《棋王、树王、孩子王》出版时间均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文学界对阿城这匹黑马的作品定位是，寻根文学。而阿城在他的散文集《闲话闲说》中称，“后来有寻根文学，我常常被归到这一类或者忽然又被拨开，搞得我一副踉踉跄跄的样子。”

阿城

按阿城的写作时期来讲，顺序应该是《树王》、《棋王》、《孩子王》。

很多人知道，阿城自从出版“三王”之后，很少有小说作品问世，他转移到了编剧、摄影、画画、讲课、写专栏、策划项目等领域去了。阿城不算是一个职业作家，他更像是一个资深的传统文化人、一个艺术鉴赏家。对音乐、绘画、建筑、电影、历史、传统古文化均有一定的造诣。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重温阿城的三部经典作品《棋王、树王、孩子王》。

阿城的《棋王》发表后，很多人讨论棋王有道家精髓，阿城自己却说，其实道家解决不了小说的问题，写小说倒有点像儒家，因为儒家重具体联系，解决的也是具体联系。如果用儒家去写道家，恐怕两家都不高兴。因此在阿城看来，《棋王》有点类似武侠小说，而《树王》是在《棋王》出版后，约稿催的紧，所以他把前面写的《树王》交出去了。多年后，他说《树王》怎么可以再提呢，它是我创作经验上的一块心病。

《阿城文集之一》

本文我想重点解读一下《孩子王》带给我们的人生意义和价值思考。

一、被称为阿城“抗鼎之作”的“三王”

《棋王》因棋艺高超，一人决战九人，大获全胜，当之无愧为王；《树王》将树人合一，树是百年老树，人是力大无比，砍树高手，称“树王”也当之无愧；《孩子王》则是当年对教书人的一种戏称，连支书都说，“家有隔夜粮，不当孩子王”。当年的老师曾被打倒为“臭老九”，文革后期，老师的身份在民间被称为“孩子王”。不过，此处的“孩子王”老杆，却因“不合作”的态度“潇洒”离开，也自有一股“王者”风范。

《棋王》作为是作家阿城的代表作，汪曾祺评价这篇作品是“奇而不假”。

小说的主角“棋王”王一生绝对算一位奇人，对象棋的痴迷程度够“奇”、下棋技艺之高够“奇”、生活态度也够“奇”，《棋王》就是一部写奇人异事的典范。

梁家辉演的《棋王》剧照

有人曾问过阿城“你一定是个下棋高手，否则怎么能将《棋王》写的如此生动”，阿城的回答是“我不会下棋，围棋和象棋我都不会。小时候父母不让下棋”。

记者问，你不懂棋的话，写剧本的时候是否也有困难？

阿城：如果一部电影完全在描写下棋的情景，谁来看呢？观众和我们一样，大多数都不会棋。

看来正是因为作家不在此山中，所以才能够跳出故事本身，去寻找其中的本质根源，留下了更多的悬念和启迪，这正是视角不同带来的变化。

“无为而无不为”是道家的精髓，《棋王》里捡破烂的老头也在讲无不为。

汪曾祺先生曾写文章劝阿城不要一头扎进道家出不来，而阿城说他其实是世俗之人，也早过了上当中邪的年纪。

下象棋

阿城在《文化不是味精》当中，他说当年有人说《棋王》好，我觉得它只是在水泥地缝里长出的一棵草。如果是一片草地，它长得比较高，就是说大家做得都非常好，你比别人还好一些，那才是重要的。水泥地里钻出棵草，算什么。

他的意思是，当时的文化生态被毁了，还没恢复过来。他的《棋王》恰好被发现，被火起来，是因为当时的特殊时代环境造就。

砍伐树木

《树王》的故事讲的是树在人在，树亡人亡，树人合一的思想。

在阿城文集《常识与通识》中有一篇文章是阿城年写的，他说98年洪水过后，人们终于意识到了水土保持。有人就请他去讲一下他的小说《树王》，理由是其中涉及到砍伐森林导致生态失衡。

他说当年知青的常识里没有生态那一项，只有战天斗地，而且表现近乎疯狂，那种疯狂让他产生了一些焦虑，觉得事情哪里不对头。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生态环境的破坏者。

他说他当年在云南下乡当知青的时候，知道不管怎么砍，一个山上一定要留一棵树。如果不留这棵树，人就不稳定，就觉得会有什么大事发生。他姥姥家是白洋淀的，文革的时候，那边的地头上都有个龛，很小。种地的时候当地老百姓会拜土地神，但在破四旧的时候就都给拆了。如果那个龛没了，那一带的人或者那个村的人心里就会发生变化。其实原来有这个龛的时候，人们可能根本不会理它，但是一旦它没了，人们心理就不踏实了，不稳定了。

古树

所以阿城又说：“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一个联系，而不是我们都能说得那么清楚的一个逻辑关系。你把整个树晃动，瓦块啊这些会掉下来，最后柱子一倒。现在说什么要重建这个，重建那个，不可能了。重建东西都是要打地基的。没有地基，谁敢盖房，不是找塌呢吗？”

我们能从阿城的《树王》当中读出更深层的一些东西，一个“根”的概念。文革期间破四旧，很多传统的古建筑、古寺庙、古书、古玩……都被摧毁了。知青们下乡后，连古树也不放过，也要砍掉，理由是古树占了很大的地方，砍掉旧树种新树。

当时他想表达的就是那种朴素的、愚昧的、丧失良知的思想和对现实的无奈。

《孩子王》的背景虽然同样是在文革时期，知青下乡期间，但本质上要表达的内涵和《棋王》、《树王》都有比较大的差异。《孩子王》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叙述结构也单一。但他表达的是一种不合作态度。这个主题虽然在当时有点政治敏感，但也体现了它的价值独特性。

二、阿城最偏爱的《孩子王》，到底在讲什么？

阿城说他最喜欢《孩子王》，《孩子王》算比较成熟了，因为有将近十年时间去仔细想。

小说开始时明确写着写作时间是一九七六，那时毛泽东还未去世，将来会怎样，不知道。那时他已经是个农民了，空闲的时候写写东西，浪费纸张。他觉得当时的人生的状态，只是不合作。

在当时的极权下，能采取的也只能是不合作，《孩子王》就是不合作状态。

你请“我”教书，“我”就按我认为的去教，你不同意“我”的教法，“我”就离开，没有什么可争辩的。如果你又要“我”来教，“我”还是按“我”认为的教，你认为不行，“我”无非是再走开。

《孩子王》剧照

作家贾行家在《一世读阿城》一文中也评价道：

若我们和一个比自己强大得多的东西进行对抗，我们会下意识地去学习它，进而变成它的一部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对抗也是一种合作。

而“不合作”，是指在被不可避免的结局俘获之前，自己先把握住自己的一种态度，我们也可以把它叫作“逃避”。

而在八十年代初，很少有人会有这种意识。所以说，阿城在那个年代是非常了不起的。

阿城后来在《阿城文集》出版的发布现场，和记者谈到当年写《孩子王》的一些感想。

他说《孩子王》传达的思想也很简单，就是和谁谁谁不合作。你叫我来，我就说我这一套。你说我这一套不行，你叫我滚蛋，那我就滚蛋。我不说我是冤枉的，你凭什么叫我滚蛋。没有（争论）这些东西。就是跟你不合作。在文革的时候，这是能够做到的，又安全、又保持自己的一个方式。不合作的人看这小说呢，就觉得你写最后这人笑了，这个好。咱们不是臊眉耷眼地走的，咱们是很有信心地走的。

三、面对主流权力，我们应该何去何从？

时隔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也会遇到与主流不合作的时候。这个主题，是关于人类和权力的主题，无论身在职场还是官场，还是普通老百姓。都会多多少少遇到“不合作”这个主题。

作家路遥的小说《人生》，主人公高加林被无端的辞退。高加林高中毕业后，因没有考上大学，就到村里小学教书。教了三年书后，突然被村支书要高中毕业的儿子给挤了下来。

当高玉德老汉老两口得知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后，是愤怒、焦急、伤心痛哭。当高加林气愤的说要豁出命去与村支书高明楼拼个高低时，高玉德老汉吓的连忙阻止。

一家人在一场“暴风雨”后，高玉德老汉郑重的对儿子说：“你听着，你不光不敢告人家，以后见了明楼还要主动叫人家叔叔哩！脸不要沉，要笑！大家现在肯定留心咱们的态度哩。

转头又嘱咐老伴，以后见了人家要笑，再把自家种的茄子给人家送去一筐……。

路遥《人生》剧照高加林

这是高加林一家面对村支书“特权”时所做出的忍气吞声，明哲保身的做法。被支书儿子抢走了工作，不仅没有去吵闹，去上告，而采取了另一种饱经世故的忍耐和委曲求全。

这是一种对主流权力的妥协，世上有千万种人生，就会有千万种选择的方式。

鲁迅，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他面对国民党反对派的主流权力又是何种态度呢？

年，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的政变，鲁迅先生非常气愤。于是在上海吸收知识分子组成同盟会，但是刚刚成立就遭到了国民党的打压。国民党称鲁迅先生为“堕落文人”，还发出通缉令捉拿。

也曾有人找鲁迅，让鲁迅写文章骂蒋介石。但鲁迅拒绝了，他说如果用他的名字骂的话，恐怕他就没法在国内待了。所以鲁迅先生所有的作品一直没有把矛头直接对准蒋介石。但他一直用尖锐的文字去抨击时政，唤醒国民。

鲁迅先生就这样把握着合适的尺度，既不去触碰蒋介石的底线，也不放弃以笔为匕首。直到他生命的尽头，都没有放弃。

据年鲁迅之子周海婴出版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书中记载，年毛泽东在回答罗稷南的问题时表示，如果鲁迅还活着，“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

但毛泽东又于同年3月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不过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鲁迅敢说真话是持赞赏态度的。

这是面对主流权力，革命斗士、民族英雄鲁迅所可能会做出的选择。

那么我们的新世纪新时代的普通人面对主流权力又会是什么样？

电视剧《我是余欢水》中，电视台的新闻部白主任，一个干了12年的新闻部副主任，一个一直被台长压的提拔不上去的失意老主任，一发现余欢水的英雄事迹，马上和台长申请，要把余欢水事迹进行包装，大肆宣传，给社会制造舆论话题，给自己邀功表绩。

《我是余欢水》剧照

他的目的是不想在副主任的位置上等到退休，他唯刘台长马首是瞻，一心想坐上新闻部正主任的位置。一心不想再让台长说他是“四平八稳”。

当他得知余欢水是被误诊时，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当余欢水厌烦了被当做癌症患者抬来抬去到处表演时，白主任气急败坏又痛哭流涕，给余欢水诉苦。他说他12年来没有吃过一顿早餐，不是不想吃，是没有时间吃……。

白主任面对刘台长的长期压制，本以为抓住了余欢水这个身患绝症的英雄，他就可以从此咸鱼翻身。没想到，医院院长给刘台长打电话说穿了余欢水被误诊的事。这下白主任可是前功尽弃，在刘台长面前彻底歇了菜。

白主任面对主流权力，选择的是极力使出浑身解数，往上面挤、往里面钻，可结果却是弄巧成拙。

小结

面对主流权力，人们的选择为什么会各有不同。

因为选择的出发点是自己，有的人看清楚了自己，有的人没有看清自己。

但每个人的选择都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从自身的理想信念出发，从自身的处境出发。

《孩子王》中的知青老杆，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真正的农民，他在生产队里已经干了七年，砍坝、烧荒、挖穴、挑苗、锄带、翻地、种谷、喂猪、脱坯、割草，都会做了。教书对于他来说，并不意味着“鱼跃龙门”，也不是从此就踏上了“康庄大道”。

他在教书的过程中，注重教的东西对学生实用、有用，他教的问心无愧。

如果“主流权力”认为他教的不对、不好，可以让他离开。他离开了，没有表现出任何死乞白赖和哭天喊地，反而是一种淡定和轻松。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不是不合作，是有自我意识、自我精神。

正如阿城在《棋王、树王、孩子王》的后序里所讲，希望读者可以读出更多的东西，面对主流权力，有崇拜权力的，有祈祷的，有解脱的，还有情色、暧昧的等等。

面对主流权力该何去何从？

我认为，不忘初心，不辱使命，不负众望。

以这三个“不”来作为尺子去衡量。“不合作”从另一层面看，不代表消极对抗，恰恰是关掉一扇门，又打开一扇窗的自由和洒脱。

人生是一项多选题，选择什么样的答案，相信每个人都会做出自己合理、正确的判断。

（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