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莫言苏童与余华叶兆言余斌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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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八十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高光时刻，海明威、莫泊桑、托尔斯泰、萨特……这些早已进入世界经典文学之林作家的作品，亦是青年读者叶兆言和余斌书架上勤翻常谈的书。“我想我的世界观，我的文学标准和尺度，都是外国文学作品给的”，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八十年代外国文学的积淀，成为一代学者的文学与思想启蒙。作为从七十年代文学荒漠走来的一代，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和探索的精神去拥抱多元开放、学术思潮此起彼伏、文学力作层出不穷的八十年代。

叶兆言与余斌，他们是大学同窗，也是至交契友，数十年的深厚友谊，早已熟悉摸透了对方的脾性和软肋，深知对方的为人与为文，对谈才能“一剑封喉”，聊天才能深入灵魂。本文摘自《午后的岁月》。

余：我们的谈话中，外国作家、古代作家、现代作家谈得很多了，事实上与你更接近，或者形成更直接参照关系的，甚至可以说是对手的，是当代正在进行写作的作家。我们似乎很少谈到当代作家，是否谈论同时代的人是一种禁忌？

叶：无所谓禁忌。

余：有些写作的人，对身边的事特别关心，就像参加百米赛跑，一边跑，一边有意无意在用眼睛的余光看旁边的人已跑到什么位置；也有些人是自顾自闷头跑，不管他人，你大概接近哪种心态？

叶：从写作的角度说，我应该属于后一种，你写你的东西，管别人干什么。但是有一段时间，我还是很关心文坛，那是八十年代中期，研究生刚毕业，在出版社当文学编辑，这种关心与职业有关。除了这一特定时间，无论读本科，还是读研究生，当代文坛基本与我无关。换句话说，我一直不太关心当代的创作，虽然我早就开始断断续续写了，这完全是孤立的行为，因为发表渠道不畅通，屡屡吃退稿，就像你知道的那样，我写的大多数东西都没办法发表，与当时的节拍也不吻合。

余：由于这个原因，你开始了长篇小说《死水》的写作。

叶：写《死水》的姿态，显然是存心与文坛有点距离。当时并没什么人写长篇，最热的还是短篇，连中篇也不多。此外我个人更感兴趣的是外国文学，与其读当代作家的作品，还不如多读点外国文学。

余：当了编辑以后，开始有意识地注意当代作家，你的印象如何？

叶：那段时间看了不少作品，对当代走红的作家开始有一些初步印象。

余：具体一些，想到谁就说谁。

叶：八十年代中期有两个作家的印象比较深，一个是阿城，一个是莫言。阿城的《棋王》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我喜欢阿城小说精致的那一面，或者更直接地说，就是他文字的精致，不光是小说，小说之外的文字也很精致，精致一直是我很向往的。与阿城的精致完全相反，莫言是八十年代作家中最具创造力的作家。这特别令人向往，我一直觉得小说中应该表现出这种力度。莫言的一个中篇小说《爆炸》我看了好几遍，到现在有些情节仍然记忆犹新，一个男人为了离婚，带他的老婆去打胎，写得很奇妙。还有《欢乐》也很不错，不管是用词还是其他，非常放松，极度放松。那种旺盛的精力，那种按捺不住，和精致在某种意义上正好是相反的。阿城是拼命的节制，莫言是拼命的放纵。我觉得写作总是在两极上比较愉快。反正两人的长处都是显而易见，我希望自己能有莫言的放纵，就像希望有阿城的精致一样。

余：你跟我多次说到对阿城的喜欢，也许是我个人记忆的选择问题，你跟我提到阿城的次数远过于其他人。我不知道你对阿城的“钟情”是在哪一点上。阿城固然是小说家，同时也是文体家，也许是八十年代以后为数不多的可以称为文体家的作家。

叶：你是做研究的那种表述。对我来说就比较直接，他的文字比较有趣，很多人的文字没趣。

余：我不是研究当代文学的，我读他的东西也完全是趣味主义。我的印象当中，八十年代以来，要论文字，论文字有韵味，似乎没有其他哪位作家给我留下的印象能超过他。有时候用京剧里的“板眼”来描述读他文字后的感觉很合适，真是一板一眼。他的作品，不光是小说，像《威尼斯日记》，甚至漫谈中国小说的《闲话闲说》，都有一种韵味。因为后来都是笔记小说或者随笔札记一类的东西，文体家的这一面就更为突显。我们接触比较多，对你的口味也算有些了解，你对阿城的兴趣我是可以想象出来的，但是另一方面，莫言相对于阿城而言，似乎与你的距离更远一点。

叶：反差更大一点。莫言的句式很可怕，“爆炸”二字本身也很能体现出他的文风。

余：反正这不可能成为阿城小说的篇名。

叶：我觉得《爆炸》的那种句式，那种形容，那种放纵，那种蛮不讲理，那种大胆，都是中国过去的小说家所没有的。

余：莫言的文字的确如你所说，放恣得很，富于侵略性、扩张性，酣畅淋漓，野味十足。

叶：他的文字会让人产生很清晰的印象。像《爆炸》，写小孩在母体中像定时炸弹，主人公要离婚，于是逼老婆去打胎，他必须排除这颗定时炸弹，那种感觉非常奇特。阿城的东西，我比较容易找到它的源头，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与我的文人趣味更接近，这是毫无疑问的，而莫言给我带来更多的是一种惊喜。阿城让我想到的是应该，莫言让我想到的是可能。阿城很简单，那是我们传统一路过来的，好小说就应该这么写，好文字应该这么炼。就像写毛笔字临帖一样，其实是很正宗的，其中的师承我很熟悉，从《世说新语》一路过来。而莫言这一路，或许他与拉美爆炸文学有点关系，新颖的比喻，通感，奇特的夸张，那种艳丽，浓得化不开。阿城是一定要写好，莫言是不怕写坏。

余：你和这两位作家是不是很熟悉？

叶：不是很熟悉，与阿城从未见过面，莫言见过几次，都是匆匆忙忙。我曾向他表示过我的敬意，他有一篇谈吃的散文很棒，我当面吹捧了几句，他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余：和这两人不很熟悉，言下之意，当然是另一些作家与你关系更近一些。

叶：不熟悉的根本原因是他们都成名太早，莫言虽说比我大不了几岁，出道要早好几年，所以我跟他们不是一茬作家，人家“革命资历”比我们老。

余：你看作与你“一茬”又很熟悉的，是指哪些人？

叶：很多。

余：是不是指余华，格非，还有苏童？

叶：余华和格非我很熟悉，当然最熟悉的是苏童。这几个人彼此都是好朋友，同时还有个特点，地理上的“吴越”可以都包含进去。格非是镇江人，苏童是苏州人，余华是浙江海宁人，都在长江下游这一小块地方，大家生长的环境差不多。也就是说，有非常相近的地域文化背景。还有一点，走上文坛的时间也差不多，几乎是同时参加“革命”，评论家常常有意无意把这几个人放在一起说事。

余：你觉得你自己与这几人相同的地方多吗？

叶：我想是有一些。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起码我自认为是这样，只要是与这几人在一起，我没有产生过任何不愉快。我们经常见面，彼此很熟悉，和苏童是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在同一个会计那里拿薪水，我们在一起始终很愉快。这几个人碰到一起总是觉得很亲切，相逢一笑，也无须说很多话，那种感觉的确很好。

余：私交是一回事，我更感兴趣的还是写作。从我有限的阅读来看，这几人的作品还是各是各的路数，差异是很明显的。

叶：这是毫无疑问的。作家都应该是一个人，作家永远是单数。如果一个作家仅仅是靠和另外几个作家名字连在一起而存在，那是件很煞风景的事。我愿意提起他们，并不是这几个人名字常被放在一起，我想更重要的是，有了一些接触之后，我们发现彼此在为人和性格上都有一些接近的地方。

余：更多的还是像人们通常选择朋友的标准，不太涉及文学趣味这一面。

叶：当然也包括文学趣味，如果我不喜欢他们的作品，所谓的友谊便会大打折扣。我想我们首先是文学观念上的志同道合。

余：不妨逐一欣赏一下，你在一家杂志上开过“专卖店”，“卖”了不少作家朋友，比如说余华。

叶：我和余华第一次见面很有趣。那次是和苏童一起，与余华约好了在上海车站碰头，然后去见一个台湾的出版商。苏童此前和余华见过一次面，印象不是很深，而我是根本没见过。苏童印象中的余华，只是“个子不太高”，上海火车站人海茫茫，“个子不太高”的人太多了，结果我们站在那儿，一旦看到有点“形迹可疑”的，就冒冒失失喊一声：“余华！”喊了一次又一次，前后总有一个小时，被喊的人没一个有反应，最后觉得这种做法太蠢了，只好放弃。

余：这是很滑稽的一幕。

叶：我们直接去了台湾人住的酒店，在酒店门口，正巧碰上余华。我们的第一个冲动，就是向他描述刚刚在火车站的愚蠢行为，大家傻笑了半天。

余：余华当时说了什么？

叶：记不清了，反正他觉得我和苏童是有些蠢。其实余华这小子也有糊涂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给苏童打电话，经常串到我这边来，总是一开口：“苏童—”我说我不是苏童啊，那边就说“：噢，兆言，兆言，我又打错了。又打到你这儿来了。”然后就是一连串的笑声，大约号码本上我和苏童写在一起，他老拨错。

（未完待续）

摘自《午后的岁月》，作者：叶兆言、余斌，译林出版社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