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卷书关于八十年代,你千万不要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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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八十年代出生的人，那个年代轰轰烈烈结束的时候我才六岁，自然也没有多少记忆。如今开始向“不惑”的年纪靠近，却对近几年来的所见所闻越来越觉得迷惑。

看不清前路的时候，不妨回头看看出发的地方吧。

于是便打开了查建英的这本《八十年代访谈录》。

接受访谈的应该都是作者查建英的朋友，他们的行业涉及诗歌、小说、音乐、美术、电影、社会科学、文学研究等多个领域，虽然十多个人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时代，但由于他们“大多是当年活跃在这些领域中的杰出人物”，谈话的内容“既回忆反省过去的那个时代，也评论分析现在，甚至包括眺望臆想未来”，所以梁文道对这本书的评价很高，说有关八十年代的书很多，但从深度和广度上，都没有这一本好看。

从这本书中，对八十年代的一个整体印象是：这是一个充斥着理想和激情的纯真年代。就像刘索拉所形容的那样，“像是一个饥渴的人找到了真正的爱情，干柴烈火”。

阿城和北岛都把八十年代称为“表现期”，蛰伏了许久的东西，都在这样的时刻一齐冲出地面来了，诗歌、音乐、美术、电影、文学、学术……都迸发出勃勃生机，真是忽然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李陀说，那个时候人人都有激情，并且“不是一般的激情，是继往开来的激情”“不管干什么的，包括工人农民，普通老百姓，都是有历史观和历史意识的……那时候人人都相信自己对历史有责任”。

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更是以改革社会为己任，即便是自己付诸艰辛的劳动成果，一旦到了和出版社商讨稿费的环节，都觉得难为情，“那时知识分子谈钱还是很难为情的，没谈判前那都是一个个慷慨激昂的，一到真谈时候谁也不肯去谈了”——哪像今天，论文抄袭、学术造假层出不穷，一个比一个更没有底线。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特别单纯，尤其是友情。李陀对那个时代的“友情”特征做了精辟的总结：“第一，可以直言不讳；第二，可以誓死捍卫自己的观点，跟人家吵得面红耳赤；第三，相信朋友不会为这个介意；第四，觉得这争论有意义”。

换了如今，尽管大家都在标榜“虚心接受批评”，甚至还有不少特设的“批评”活动，但你要真用力批一个试试？能当面恼的已经算是不错的了，还有不少，当面嘿嘿笑、转身就捅刀。

尽管这些人都是在八十年代中引领潮流的风云人物，但从他们的谈话中不难看出，他们对那个年代的认识，其实是非常冷静和理性的。

他们很清楚，在沸腾和喧嚣的下面，其实是很严重的“中气不足”。如陈丹青说，“八十年代是暴病初愈，国家民族半醒过来，文化圈恢复一点点残破走样的记忆，如此而已”“八十年代的可怜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惨，还说什么文艺复兴！那是瘫痪病人下床给扶着走走，以为蹦迪啊！”

李陀在肯定八十年代“友情和讨论”的同时，也没有过分夸大，“必须看到那是有很大局限的，有很大毛病的。其中一个严重问题，就是那时候的思考和争论没有深厚的知识做支撑，很多都是缺少知识根据的妄想妄说……总之，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的时代，可也是一个见识相当肤浅的时代”。

陈丹青和刘索拉都对当时的中国艺术在世界中的定位做了很精彩表述，陈丹青说得客气一些，“八十年代初，中国文艺在西方根本没有位置。人家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文学，还有绘画”，刘索拉则说得特别尖刻，“刚开始这些人总是被邀请出去的，是国家代表，特高兴，因为待遇特好，有人接待，如果你是作家，就有机会在大会上演讲，还讨论你，你以为你就是谁了。但其实就因为你是‘中国的’作家，最后你才明白你他妈就是动物园里的一个进口猴子，人家看个新鲜！”

陈平原的总结非常客观深入，也淡淡地点出了一个令人遐想连篇的原因：“八十年代的学术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单纯。有争论，但很真诚。理论资源有限，学术功力不深，所以，我们的思考，其实比较肤浅。但是，学者间交流很多，没有那么多功利计算”“那个年代的学者，普遍有社会关怀，也尊崇人格独立，想走官场那条路的不是没有，但不多……当然，那个时候官场的好处也还没有真正体现出来”。

对于未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比较悲观。

对我们已经习惯称之为“商业化时代”的当下，阿城很不赞同：“商业化？我们根本没有商业。商业什么意思？起码得有健全的信用制度和健全的金融体系才有商业。没有这个根本不可能有商业，更别说化了，我们现在是抢，是夺。只是有些人抢得多，有些人抢得少，大部分人没能力抢”。

查建英让北岛对八十年代的诗歌和今天的诗歌做个比较，北岛直言“不想谈这个问题”，对诗歌的前景期望不大，“可能要等很多年才会再出现这样的高潮”。

言辞犀利的崔健更是对现实各种炮轰：“其实中国只有摇滚乐现象，根本没有摇滚乐文化”“整个媒体根本不敢触及体制的问题、文化政策的问题”“谁拍马屁谁上去，没有音乐才华的人才搞音乐教育，没有音乐能力的人去当音乐导演”“你知道现在都围绕着什么消费吗？就是性遐想”“其实问题是我们没能真正地建立起一套制度，让什么样的部位起什么作用、什么人干什么事”。

先后两次丢掉过职位的栗宪庭，领导曾找他谈话，表示只要改一改脾气，就会“重点培养”，但他认为，“我要不是这样坚持的话，也就不是我了，如果让我变成你们喜欢的一种人，那我觉得没有意思，我选择了离开”，他很极端地认为，“作为文化的中国，其实已经灭亡了”。

李陀的感慨一直回响在我脑海里：“唉！坐在马路边上讨论文学的热情还能回来吗？大概是永远回不来了！”

对于一个已经逝去的年代，这样一本书的意义何在？

查建英在前言里说了几句意味深长的话：

“回避历史、回避思考可以是一时权宜之计，却绝非长治久安之道”“我们需要以开放的心态，来回顾与反省那逝去以及并未逝去的一切。一个不敢面对真实的人，即使物质上再富裕，在精神上却是虚弱和缺少荣誉的”。

哪有最好的时代？哪又有最坏的时代？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彩，也都有每个时代的无奈。

怀念但不沉湎，批判但不遗弃，鉴往知今、珍惜当下，或许便是我们阅读者应有之义。

东篱

编审：王灿

责任编辑：杨冬燕施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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