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自觉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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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自觉认同姜广平阿城原名钟阿城。原籍四川江津，生于北京。出生于年清明节。高中一年级逢“文革”中断学业，年下放山西、内蒙插队，后又去云南农场。十二三岁时就已遍览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陀斯妥耶夫斯基、雨果等中外文学名著。中学未读完，“文化大革命”开始，去山西农村插队，此时开始习画。为到草原写生，转往内蒙，而后去云南建设兵团农场落户。在云南时，与著名画家范曾结识，两人超越“代沟”而成莫逆之交。“文革”后，经范曾推荐，《世界图书》编辑部破格录用阿城，他得以重返北京。现旅居国外。年后，为协助父亲钟惦棐先生撰写《电影美学》，阿城研究了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黑格尔《美学》以及中国的《易经》、儒学、道家、禅宗等学问，为他此后创作风格的形成进一步奠定基础。阿城于年开始创作。其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棋王》、《树王》、《孩子王》和《会餐》、《树桩》、《周转》、《卧铺》、《傻子》、《迷路》等短篇小说。年开始参与电影创作，他与谢晋联合改编影片《芙蓉镇》，获年第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等多个奖项。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影片《孩子王》获法国年第4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教育贡献奖。此外他的小说《棋王》也曾在年被导演滕文骥搬上银幕。阿城的作品以白描淡彩的手法渲染民俗文化的氛围，透露出浓厚隽永的人生逸趣，寄寓了关于宇宙、生命、自然和人的哲学玄思，关心人类的生存方式，表现传统文化的现时积淀。这些作品以及他在年发表的关于“寻根”的理论文章《文化制约着人类》使他和韩少功成为当时揭示民族文化心理的寻根文学的代表人物，在海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阿城以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自觉认同而呈现出一种文化的人格魅力，探询了在这种文化形态下的生命本体意识。所谓“文化寻根”意识，大致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一、在文学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资料的重新认识与阐释，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如阿城的《棋王》等）；二、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泉（如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三、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继续批判，如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的深入挖掘。这虽然还是启蒙主义的话题，但也渗透了现代意识的某些特征。（如韩少功的《爸爸爸》）。但这三个方面也不是绝对分开的，许多作品是综合地表达了寻根的意义。阿城的处女作就是被誉为“寻根文学”扛鼎之作的中篇小说《棋王》。这部作品和阿城随后一气写下的《孩子王》、《树王》皆取材于他本人亲历的知青生活，但无论在主题意旨还是表现形式上都与通常的知青小说有很大不同。阿城无意去描绘一种悲剧性的历史遭遇和个人经验，也避免了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风格模式，他在日常化的平和叙说中，传达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认同。《棋王》的主要魅力来自于主人公王一生。这是一个在历史漩涡中具有独立生活方式和生命力的人物形象，他的整个人格中投射着久远的、富有无限生机的文化精神，这使他虽以一己的单薄存在，却显现出了无可比拟的顽强精神和文化魅力。小说中写王一生天性柔弱，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中，像他这种小人物好比狂风中的沙粒，要在不能自主的命运中获得意义和价值，唯一的力量只能来自于内心，寻求自身精神的平衡和充实。小说从知青离城的送别写起，首先就以“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之句来映衬王一生独坐一旁的内心宁静，而后通过写他对于“吃”的高度重视，暗示了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在他那种处世不惊、怡然自得的性格刻画中，已经悄悄拉开了这个人物与时代规范下的知青形象的距离，成为知青文学中的一个独特的艺术典型。小说最精彩的地方还在于对他痴迷于棋道的描绘。王一生从小迷恋下象棋，但把棋道与传统文化沟通，还是起因于一位神秘的拾垃圾的老头传授给他道家文化的精髓要义，王一生以生命的本能领悟了这些道理，把棋道和人格融为一体，此后他的人生变成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体现。他不囿于外物的控制，却能以“吸纳百川”的姿态，在无为的日常生活中，不断提升着自己的人生境界。小说中对王一生独特个性的描绘便集中在这个方面：他看似阴柔孱弱，其实是在无所作为中静静地积蓄了内在的力量，一旦需要他有所作为时，内力鹊起，阴极而阳复，他便迸发出了强大的生命能量。最突出的表现是王一生在同九个高手之间的“车轮大战”中，把全部潜能都发挥出来，取得大胜，作品中对这一场面的描绘是极动人的：王一生孤身一人坐在大屋子中央，瞪眼看着我们，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桩，似无所见，似无所闻。高高的一盏电灯，暗暗地照在他脸上，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那生命像聚在一头乱发中，久久不散，又慢慢弥漫开来，灼得人脸热。在这九局连环大战中，王一生的生命之光和盘托出，与茫茫宇宙气息相贯通，实现了人格力量的充分展示，也完成了传统文化精神在个体身上的再造和复活。阿城在塑造王一生这个人物形象、写出他的无为的人生态度与有为的创造力时，力图表现古代道家文化思想。贯穿在小说里的是有为与无为、阴柔和阳刚的相互转化，生命归于自然、得宇宙之大而获得无限自由的所谓“道理”，并进而把这种传统文化精神与当代人生联系起来，赋予其进取的现代意义。但阿城没有直接讲述这些“道理”，而是将其隐没于饶有风趣的故事和生动的艺术描写里而不彰。这正是《棋王》作为“寻根文学”作品的独特的价值取向。在《棋王》中，阿城表现出自己的哲学：“普遍认为很苦的知青生活，在生活水准低下的贫民阶层看来，也许是物质上升了一级呢！另外就是普通人的‘英雄’行为常常是历史的缩影。那些普通人在一种被迫的情况下，焕发出一定的光彩。之后，普通人又复归为普通人，并且常常被自己有过的行为所惊吓，因此，从个人来说，常常是从零开始，复归为零，而历史由此便进一步。”所以，《棋王》甫一发表，便震惊文坛。从文学的意义看，只有反抗了总体话语的个人记忆、个人眼光和个人的创造性才是文学最重要的基础。《棋王》可以说是知青作家写作时期的一种意外收获。在知青作家写作的时期，伤痕与反思成了一种主要的价值诉求，而阿城的《棋王》则将历史书写引向个人记忆的灰暗地带。这篇小说脱离了知青叙事的总体话语，没有沉迷在苦难、浪漫或缅怀的情境里，而是通过王一生这个边缘性的个人，以及他迷恋象棋时所流露出来的庄禅式的淡定境界，使他从知青的主流生活中走出来，从而为一段灰暗的历史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记忆段落。尤其是小说的最后，当王一生进入那场象棋大战时，你会觉得，整个历史的喧嚣都停止了，幕布上只浮现出王一生“一头一脸都是土”、“静静的像一块铁”的样子——而这样的人物形象，就这样永远定格在知青群体的历史叙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