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之路

寻根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流派，年代兴起。倡导者是韩少功、阿城、郑义等青年作家。开端是韩少功在年第四期《长春》上短文《文学的“根”》的发表，但“寻根”作品至少可以上溯到年《钟山》第四期上的贾平凹的《商州初录》。作家以现代意识反映传统文化，致力于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寻根思潮的命名与一个文学事件有关，始于年12月在杭州举行的《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的会议提出的命题，以及会议参加者后来对这一命题的诠释。

韩少功认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该深置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说我们的责任，就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民族的自我”。

在作家、批评家“集束式”的阐述、倡导的基础上，80年代初以来表现了相近倾向的言论和创作，被归拢到这一旗帜之下，使这一事件“潮流化”，并顺理成章地生成了“寻根文学”的类型概念。随后，汪曾祺80年代初的言论，和短篇《受戒》、《大淖记事》，王蒙发表于80年代初的系列小说《在伊犁》，被追溯为文学“寻根”思潮的源头。

它们包括贾平凹从年起发表的“商州系列”，稍后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说”系列（《沙灶遗风》、《最后一个渔佬儿》），杨炼包括《诺日朗》、《半坡》、《敦煌》在内的大型组诗《礼魂》，阿城的《棋王》、《遍地风流》，郑义的《远村》、《老井》，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王安忆的《小鲍庄》，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张炜的《古船》，以至于张承志、史铁生、陆文夫、邓友梅、冯骥才的一些小说。

文学“寻根”的提倡，既得到热烈响应，也受到质疑和批评。批评的主要根据之一，是指责它表现了“复古”倾向，会导向对需要批判性反思的“传统文化”的回归。在文学取材和主题意旨上，则忧虑于可能使创作纷纷潜入僻远、原始、蛮荒的地域和生活形态，而忽略对现实社会人生问题和矛盾的揭示。

从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当代文学的状况等方面考虑，文学“寻根”的提出有其必然性。在“新时期”，“寻根”的发生，“既是连续性的，又是非连续性的，既是一种发展，也是一种断裂”：既是以“反传统”、“现代化”为核心内容的“新启蒙”强大思潮的延续与推进，也是“新启蒙”在政治改革受挫后“文化热”转向的结果。

文学“寻根”的提出，还存在着文学本身的直接动机。“文革”之后，尖锐地意识到当代文学的“贫困”、“落后”，而积极推动文学进入“新时期”的不少作家，认为可以通过借鉴西方文学（尤其是“现代派”文学）来纾解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