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三别

祝新宇

暮春时节，收到一套《汪曾祺别集》（以下简称《别集》），因汪曾祺的文字从前读的不算少，并未立刻翻读。一日闲暇，沏了杯龙井，随手抽出一册，恰好读到这一页，说汪曾祺最后一句话是，给我来一杯碧绿透亮的龙井。茶端来时，汪曾祺已驾鹤西游去矣。此时天气不冷不热；龙井不寡不淡；《别集》不薄不厚。不薄，是说这套集子有20册；不厚，平均每册10万字左右，开本也小，盈盈一握，手感颇佳。时节书籍两相宜，如果心境如此岁月、如此茶，则庶几得汪曾祺之真意也。这样便读至华灯初上。

先说说这套《别集》的内容编辑，分小说、散文和戏剧三大辑，但每册均穿插一些汪曾祺的其他文字，例如有史料价值的与文艺界人士的往来书信，汪曾祺的诗歌、文学评论、序跋，甚至还有工作思想报告，每册最后再附送一篇他人赏析短文。编排上有这样的小小的不守规矩，册子就活泼恣意起来，读着亦有变化感。

我也喜欢《别集》的软皮，32开本。如今出名家集子，动辄精装，再不济也是所谓的简精装，价格吓人，外形也硬邦邦地拒人千里。而软皮书不仅捧读舒服，且外出亦便于携带，像《别集》这种开本，有些口袋书的意思，稍大点的衣兜即可装下，很符合欧阳修提倡的读书“三上”。现在的生活节奏快，时间宝贵，能够随取随读的书籍还是多多益善。

最早读汪曾祺的文字当然是他大名鼎鼎的《受戒》。那还是30多年前在中学课本上，影响深刻的还有孙犁的《荷花淀》。当时读着就觉得和其他作品不一样，到底哪儿不一样，说不上了，老师也不教。后来眼界渐宽，阅历渐长，方能品出十之一二。

汪曾祺是一个很特别的作家，与他相似的还有孙犁，可惜孙老先生没有“别”到底。当然，说汪曾祺就不能不提及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沈从文对汪曾祺的影响之大，怎么说都不为过。中学时代的汪曾祺，曾随家人到一座小庙里避难——就是《受戒》里的那个荸荠庵——当时日本人要打过来，他仅带了两本课外书，其中一本就是《沈从文小说选》。而汪曾祺的第一篇作品，《小学校的钟声》，即是“经沈先生介绍出去的”，汪曾祺在年的小说集《寂寞和温暖》自序中这样说道，那时他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也是他文学创作初期，可惜那个时期的习作，“都已散失”。包括沈从文在内，这三位作家的共同之处是受外界干扰很少，坚持自身的文学思想，真正做到了我手写我心；如果做不到，索性辍笔或转行。孙犁后期虽恢复写作，却是以随笔为主。沈从文则转向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而汪曾祺的文学创作没有太长时间的中断，他对文学的理解亦一直体现在笔端，即使是写样板戏的时候，也要“把京剧写得像个京剧”（《关于〈沙家浜〉》，汪曾祺，年）。《沙家浜》第四场“智斗”至今仍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并且留下了“人走茶凉”的成语。

尽管和大多数作家一样，汪曾祺也是从年轻时就开始了文学创作，但他应该属于“大器晚成”的那一小撮儿作家。这是汪曾祺的一“别”。年至年，汪曾祺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受戒》《异秉》和《大淖记事》，此时他已年过花甲。彼时，文坛掌旗人物疲态渐露，包括曲波、浩然、杨沫在内的主流作家，其“创造活力已难以为继，有的逐渐停止写作，有的虽仍然发表作品，却不愿或无法更新自己的感知和表达方式，而呈现了整体的陈旧感。”（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些现在看来的重要作家，例如王蒙、张贤亮、陆文夫、从维熙、刘心武等，着重于解放思想，解放人性，文学主题几乎与刚刚过去的那个特殊时期有紧密联系，因此带出了后来出现的“反思小说”和“伤痕文学”。而我们更熟悉的莫言、阿城、北岛、史铁生、余华等尚在破土、萌芽状态。此时汪曾祺出现了，《受戒》出现了。孙郁说，汪曾祺出现在80年代是个奇迹。阿城说，《受戒》看完如玉。

说汪曾祺是中国文学史承上启下的人物有些夸大，但汪曾祺当时的一系列作品，仿佛是置于大鱼大肉宴席上的一杯龙井，不仅令人眼前一亮，且有解腻清神之功效。他的某些作品，可以说是80年代末期兴起的“寻根文学”之发轫。即使今天读来，依然足以涤荡我辈之充满欲望且消化不良的肠胃。

以《受戒》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没有受到一丝一毫的大环境影响，这也是汪曾祺的一“别”。汪曾祺说他只想写人性的健康的美，不及其他。汪曾祺直言，“我希望我的作品有益于世道人心”（《汪曾祺自选集》重印后记，年）。《羊舍一夕》里的4个少年，小吕、老九、留孩和丁贵甲，就是《受戒》里的明海，是和鲁迅的少年闰土与阿发，沈从文的翠翠一路沿袭下来的。同时也是汪曾祺年轻时的自己，他曾说过明海、小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他的话。换言之，作家写反映时代，批判社会的作品，也可以写与时代、社会不那么紧贴，但却始终存在于人性中的美好。汪曾祺不是不写人性黑暗的一面，例如《岁寒三友》里的王伯韬，《大淖记事》里的刘号长，都是不折不扣的坏人，但他们都是用来反衬好人的。所谓好人，即人性中率真、未被污染的那一部分。一个作家，能秉笔直书，不顾及当时仍笼罩文坛的主导思想，亦是难能可贵和富于勇气。

话说回来，汪曾祺的作品并非是在象牙塔里写出来的。他声明“我的感怀寄托是和当前社会政治背景息息相关的，必须先论世，然后可以知人”（《晚饭花集》自序，年）。在一个掩藏内心真实欲望，花鸟鱼虫不受欢迎的时代，去写健康的人性和花花草草，不正是一种批判吗？这样的写法在古今中外绝不罕见，例如陶潜的《桃花源记》，与他写作时的社会状态完全相反。幸运的是，汪曾祺以及我们向往的生活不久便实现了，虽然这并非是文学的功劳。

汪曾祺的“别”，还体现在他关于文学形式的观点。“我的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可以视为别裁伪体”（《茱萸集题记》，年）。所谓“别裁伪体”，指的是汪曾祺欲打通散文与小说之界限。汪曾祺不止一次说过，《世说新语》《项脊轩志》以及很大一部分中国古代笔记都是小说。文无定法在汪曾祺这里得到了淋漓的体现。他的一些作品的确如此，不能严格地定义为小说或是散文。他在《茱萸集题记》里说，“我的作品倘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只是因为我不会写别人那样的作品。”他不是“不会”，而是“不愿”。文学是一种艺术，而艺术形式的本质，基本上都是用来突破和创新的。把散文和小说的界限定的死死的，才是陈腐之见。当然，他的作品也非篇篇皆佳作，例如个别散文中过多提及了当地官员和商人，删掉这些无损文字质量，他的某些小说，我觉得也一般般，但这不是大毛病，甚至算不上“瑕”。

评论到此，我忽然有所醒悟，说汪老“别”，实际上是我们正经、严肃的时间太长了。如今，不止文学，我们生活的诸多方面早已活泼起来，汪老健在时就感受到了，也因此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创作于晚年。-06-:00:00:辽宁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