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描写苦难和饥饿,为何莫言遭受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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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路遥和莫言都是读者熟悉的作家。比较两位作家的创作之路很有意思：两人都出生于农村，对“城乡结合部”的生活很熟悉；两人都经历过一段贫穷日子，对饥饿和苦难有很深的体会。然而一个颇为奇怪的现象是：路遥小说里对贫穷的描述，其凄惨程度不亚于莫言，为何人们鲜有对他的批评，而对同样描写饥饿的莫言，则经常能看到读者对他抱有攻击性的批评呢？

本文试就这个问题做一番分析。

01

路遥作品里对贫穷与饥饿的描写

对于路遥的人生经历，读者已经比较熟悉了。他生长在陕西一个贫苦农家。当然，对于怎样定义“贫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验。因为就算生活在同一时期的人，不同的家庭条件对于“贫苦”的认知也是不同的。然而路遥恰恰生活在一个很困难的家庭里：父亲王玉宽和母亲马芝兰生育了很多孩子，家庭收入来源主要是土地，可想而知，单纯从土地里刨食养活这么多人口是很艰辛的。因此在路遥小时候，父亲把他过继给没有子女的伯父抚养。这个经历给路遥造成终生难忘的印记。但伯父家里也不富裕，尤其是路遥求学期间的生活异常艰苦。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路遥家族里有遗传疾病，他们兄弟几个都是先后得了肝硬化腹水病而去世。对于路遥的父母来说，可谓眼看着一个个儿女病逝，不断地白发人送黑发人。路遥最终也是得这个病去世的。因此，贾平凹在《怀念路遥》一文里写道：“这是一个悲苦的家族。”

但少年时期的路遥开慧很早，他意识到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因此不顾伯父的反对坚持上学。伯父和伯母供养路遥上学是很吃力的。农闲时候，路遥的养母就出去要饭，然后再给路遥送去。可想而知，在学校里的路遥也只能是饥一顿饱一顿地生活。吃饭成了困扰路遥的大问题。

路遥的小学是延川县城关小学上的。在这里上学的大多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上学要住校，饭是在学校吃的。很多学生都是从家里交给食堂小米、白面等，由食堂加工成食物后在食堂里吃。但路遥是交不起这些粮食的。他主要是从家里带掺了麦麸的菜团子。这样的食物，夏天的时候很容易变质，但即便如此路遥也舍不得扔，他经常是躲到角落里把这样的食物吃下去。

而到了中学期间，路遥的家庭条件并没有改善，他面临的饥饿问题仍旧困扰着他。这段时期，他经常是依靠同学的接济度日。在某些时候，为了吃到东西，他不惜放下尊严甚至承受屈辱。

作家高建群是路遥的朋友，在他的一篇回忆文章里写道：

庭长说，路遥总没有吃的，看见谁手里有个馍馍，于是一把夺过来，待那同学来抢时，路遥就给馍上吐两口唾沫，同学见状，放弃了，于是路遥便就着自己的唾沫，将这半个黑白馒头吞下。

庭长说班上有一个同学，家境好一点，口袋里时常有馍吃，于是就用这个馍逗路遥。他说：“王卫国（路遥）同学，你学两声狗叫，我就将这馍给你吃！”……

这大约是人类最悲惨的一幕图景，当我此刻记录下这些往事时，我的手因为心的痉挛而有些颤抖，如果向我提供这些的不是路遥的乡人，不是个出言谨慎的法官，我宁愿不相信他，宁愿这一切不是真的。

可以说，求学时的这些经历，对路遥的一生影响都很深刻。就像路遥自己说的那样：

童年。不堪回首。贫穷饥饿，且又有一颗敏感自尊的心。无法统一的矛盾，一生下来面对现实----三四岁你就看清了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并且明白，你要活下去，就别想指靠别人，一切都得靠自己。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路遥这些经历，毫无疑问融合进他的文学创作中。在《平凡的世界》第一章我们看到，孙少平学校食堂里的饭菜分为甲乙丙三种样式，菜不过是清水萝卜，但即便这样孙少平也吃不起，他只能等待同学们都拿走自己的饭后再去食堂，拿走自己的窝窝头，然后躲到角落里吃下去。小说里有一个孙少平见四周无人，舀起已经落了雨水的菜汤喝下去的情节，令人印象深刻。路遥把拿饭、偷喝菜汤的过程描写地如此细腻，显然是有类似经验的。

同样的情景也表现在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

马建强上学的情景，可以说是路遥求学时艰难生活的写照。如何填饱肚子，成了马建强的首要问题。

路遥写道：

饥饿使我一阵又一阵的眩晕，走路时东倒西歪的，不时得用手扶一下什么东西才不至于栽倒。课间同学们都到教室外面活动去了，我不敢站起来，只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下，我甚至觉得脑袋都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

我整天就蜷伏，晚上只要睡着了就梦见自己在大嚼大咽。我对吃的东西已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欲望，甚至干扰的连课都听不下去。

贫穷与饥饿，是那个时代人们面临的普遍主题，就像贾平凹说的那样：那个年代都穷。但路遥家里的情况，格外比别人困难！别的同学就算吃的差一些，但最起码没有断了顿，但路遥是经常断顿。可想而知，路遥的养父母虽然只有他一个继子，要供他上学也是拼尽了全力的。

正是因为路遥对贫穷与饥饿有真切的体会，所以在他的作品里，才有这么多对贫穷与饥饿的描述。

02

莫言小说里对贫穷与饥饿的描写

童年时的经历，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尤其对一位作家而言，童年经常是写作的素材来源。莫言在谈到自己的写作时说：“我五年级就辍学了，放牛放羊，要想交流只能跟动物植物交流。当我开始写作，就想起童年往事，把童年记忆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构成了我最初的小说。”

莫言后来走上写作之路，作品发表后有稿费。这甚至让莫言有了一种憧憬：当了作家可以一天三顿吃饺子。在莫言早期发表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里，描写了一个饥饿的小黑孩，到菜园里去偷吃红萝卜，结果被队长抓住……而在莫言的散文里，也自嘲地说过自己在外面吃饭时“吃相难看”，因此母亲告诫他，以后出去吃饭先在家里吃一点，免得在外面被人笑话。

贫穷与饥饿，也是莫言作品里描写的一个主题。

在莫言的长篇小说《蛙》里，第一章就描写了“吃煤”的情节：

煤块应声而碎，那股香气猛地散发出来。他拣起一小块，王胆也拣起一小块；他用舌头舔舔，品咂着，眼睛转着圈儿，看看我们……后来，他们俩互相看看，微微笑笑，不约而同地，小心翼翼地，用门牙啃下一点煤，咀嚼着，然后又咬下一块，猛烈地咀嚼着……陈鼻的大鼻子发红，上边布满汗珠。王胆的小鼻子发黑，上面沾满煤灰。我们痴迷地听着他们咀嚼煤块时发出的声音。我们惊讶地看到他们吞咽。他们竟然把煤咽下去了。他压低声音说：伙计们，好吃！

正是莫言这段“吃煤”的描述，让他遭受很多读者的质疑：煤能吃吗？显然是不能吃的！既然不能吃，莫言为何要描写小说里的人物吃煤？就算日子再困难都不可能吃煤的！这不是虚假叙事吗？

甚至有读者力证：那个时候的日子其实没有莫言描写地那么困难，这是莫言的虚构与夸张！

可以说，对于莫言作品里的描述，引起读者很多争议。其实莫言在获诺贝尔文学奖时就不断遭受质疑。这种质疑与批评可谓不绝于耳。更有甚者，前一段时间还有网名叫“毛星火”的人起诉莫言，闹得沸沸扬扬喧噪一时。而莫言选择保持了沉默。颇有意思的是，在莫言不断遭受批评的同时，另外一些读者则对莫言大加赞扬，称他是具有“知识分子风骨”的作家，莫言在小说里的描写是符合事实的，因此他不应该被质疑，而是应该被肯定。种种情况不一而足。

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

路遥和莫言都对贫穷和饥饿有深切的体会和描写，为何路遥作品描写苦难与饥饿，没有读者提出质疑，而莫言在小说里描写苦难与饥饿，却遭受质疑甚至攻击呢？

03

尝试分析：主要原因在于二人写作方式的不同

在我看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在于两个原因。

第一，两人写作方式不同，一个是现实主义的，一个是魔幻现实主义的。

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满大江南北，先锋文学进入大众视野，作家们竞相尝试。这其中的代表作家有刘索拉、苏童、马原、余华、孙甘露、格非、莫言等人。结构主义、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成为那时中国文学热衷于尝试的流派。毋庸置疑的是，这些先锋写作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比如余华、莫言等人，他们的作品一直到现在都被读者所接受。有些作家名噪一时，后来逐步走向沉寂，比如刘索拉、孙甘露等人。换言之，先锋写作的难度在于是否可持续，很多先锋作品一时被看好，但过后就无人问津，而余华和莫言有效规避了这些不足。

在这些作家中，路遥是个特例。他一直坚守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他的一系列作品都是现实主义的。路遥的《人生》红遍大江南北时，莫言曾专程去拜访路遥。路遥也很明白当时文学界热衷于先锋文学的尝试，但他一直不为所动。在后来去德国访问时，他与德国作家就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写作的问题做过交流，认为，只有根植于自己本民族的大地，在创作出无愧无本民族的现实主义作品之后，才能不断尝试新的写作方法。单纯地模仿来自于别的民族的写作方式，未必是一条正确的创作之路。可以说，路遥对先锋文学没有像莫言那样热衷于尝试。

二人写作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路遥坚守传统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莫言则是先锋文学的试验者。尤其是在魔幻现实主义方面，莫言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也算走出了一条新路。莫言早期发表的《透明的红萝卜》、《酒国》、《怀抱鲜花的女人》等小说，都有浓郁的魔幻色彩。

魔幻现实主义具有夸张、变形的特质。以二人对饥饿、苦难的描述为例。比如莫言《蛙》中对“吃煤”的描述，就受到很多读者抨击，认为莫言是在虚构“苦难”，煤怎么能吃的？而殊不知，小说本身是虚构的，具有夸张、变形的作用。莫言描写“吃煤”，不在于煤是否能吃，而在于表现那种饥饿的心理状态，也即看到煤块认为可以作为食物，甚至幻想吃起来很香甜。

路遥对饥饿的描述是现实主义的，但是人在饥饿的状态下，毫无疑问是会走神，甚至出现幻觉、想象的。在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马建强经常为吃不到东西而苦恼，因此上课时经常走神，他也经常幻想饱餐一顿。但路遥对幻想中的“吃东西”不是魔幻的，而是现实主义的：

白天是吃不到什么的，晚上只要睡着了就梦见自己在大嚼大咽。我对吃的东西已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欲望，甚至干扰的连课都听不下去。上数学时，我就不由得用新学的数学公式反复计算我那点口粮的最佳吃法；上语文课时，一碰到有关食品的名词，思维就要固执地停留在这些字眼上，而一上化学课便又开始幻想能不能用随手可拾的物质化合出什么吃的东西来……

可以看出，同样是面对饥饿，莫言描写的“吃煤”场景与路遥这段描写截然不同。路遥是现实主义的写法，莫言是魔幻的写法。魔幻的写法是夸张、变形，给人的感觉是“虚假”，现实主义的写法则“真实”多了。我想，读者对莫言提出质疑甚至抨击，而对路遥则持普遍赞誉的态度，与二人写作方式不同有关。另外还有，对莫言提出质疑的大多是普通读者，他们还忽略了一个问题是：小说终究是小说，是虚构的，不是纪实作品，不能与“真实”等同起来。

第二，二人对苦难的救赎方式不同，一个超越了苦难，一个没有超越苦难。

描写苦难，不在于歌颂苦难。描写饥饿，也不在于喜欢饥饿。路遥和莫言都经历过困难的日子，因此体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里，有对苦难和饥饿的精彩描写。其目的，都在于救赎苦难！

但是，二人对苦难的救赎方式不尽相同。对路遥来说，他作品里对苦难、饥饿的描写经历了四个过程：面对苦难、承受苦难、淡化苦难、超越苦难。苦难是客观存在的，谁也不能否认，在《平凡的世界》里，孙玉厚的家庭困难有目共睹，这么多人吃饭，孙玉厚把劳动全部放在土地上，也不能保证家人都能吃上饱饭。在孙玉厚身上，体现了面对苦难和承受苦难这两个方面。

而到了孙少安、孙少平身上，则出现了一个积极的变化，就是他们已经不安于仅仅面对苦难和承受苦难，而是在想办法如何淡化苦难和超越苦难。孙少平在上学和劳动之余，淡化苦难的方式就是看书、想象未来的美好生活。这一点在《人生》高家林身上也表现地很突出，到县城卖馍时，他干脆躲到图书馆里看了一下午书报。淡化苦难解决不了问题，最终目的是超越苦难。

孙少安后来开办了砖窑厂，孙少平后来去了煤矿，他们最终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命运，从而使自己的家庭不再面对苦难、饥饿。也就是说，路遥的写作方式虽然是最平实的现实主义写法，但其内在传达出来的精神非常昂扬积极，苦难和饥饿最终都被主人公的奋斗超越了！

但是在莫言小说里，主人公对苦难的超越，没有路遥描写地那么明显。或者说，莫言描写苦难的目的与路遥一样在救赎苦难，但他的很多人物没有超越苦难，也即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答案！

没有超越苦难，就等于给读者留下一个问题。读者需要自己去思索。而思索是多种多样的，这样就产生了争议！

04

救赎苦难的三种方式，兼及作家阿城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知，救赎苦难主要有两种方式，路遥的超越苦难和莫言的思考苦难。也就是说，对待苦难，路遥最终通过自我奋斗超越了苦难。莫言则是留下问题让人思索，从而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避免苦难。那么，是否还有第三种方式呢？作家阿城给我们提供了第三种方式。

《棋王》是阿城的代表作。里面也有对饥饿的精彩描写，比如王一生坐火车下乡时，与人下棋时谈起他饥饿的经历，有一次从同学的书包里翻出一个干馒头来，于是饥饿的王一生都吃了，感到非常香甜。后来王一生四处找人下棋，为了招待王一生，“我”从山上打来一条蛇，煮了一锅蛇汤，众人美滋滋地吃了一顿。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阿城的描写非常诗情画意。

这就牵扯到救赎苦难的第三种方式，不是路遥的超越苦难，也不是莫言的思索苦难，而是阿城的禅悟苦难。王一生被称为“棋呆子”，条件这么艰苦，吃不饱饭，但王一生还是四处找人下棋，以下棋为精神上的寄托。这其实也具有象征意义，用精神上的满足来弥补食物上的匮乏，也即弥补饥饿带来的精神空缺。当王一生终于赢了老者，老者向他致敬时，他呆住了。

禅悟苦难没有超越苦难，也没有对苦难的深入思索，而是以苦为乐，当下就淡化苦难，实现精神上的升华！

总结

路遥是伟大作家，莫言也是优秀作家，这是毋庸置疑的。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不管众人对他有何非议，他的文学成绩已经得到国际认可。在国内，莫言也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等多种奖项，也是对他文学贡献的褒奖。我想，对于莫言小说里描写的一些情节有质疑，是正常现象，毕竟每个人的欣赏水平不同。别说莫言的小说，就连《红楼梦》都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其实路遥也是有争议的，比如他的《平凡的世界》，当时出版、发表都有困难，编辑周昌义甚至给出了很低的评价。评论家当时对路遥也有很多批评，认为他固执于现实主义创作，没有跟上先锋文学的潮流！

但事实证明，路遥的现实主义作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很多名噪一时的先锋文学在今天已经无人问津了。换言之，有争议、质疑，甚至有批评都是正常现象，这恰恰表明他们作品的价值所在。路遥在今天受到普遍赞誉，而莫言受到质疑甚至有人要起诉他，主要原因在于二者的写作方式不同，令普通读者产生了认知偏差。

只有秉持包容、专业的认知，才能客观地评价一部作品，一个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