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杨秋荣传统文化复兴视野下

心系山区北京中科医院温情相伴 https://m-mip.39.net/nk/mipso_7707363.html

传统文化复兴视野下的汪曾祺小说

杨秋荣

本文来源于《北京教育学院学报》年第6期

摘要：汪曾祺小说扬名于年代中国文坛，其意义在于传承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文脉，积淀着中华民族的审美精神，因而被有识之士称作“中国士大夫文化培养起来的最后一位作家”。汪曾祺将“文气”“逸品”说引进小说创作领域，开辟了中国小说的新境界和小说美学的新视野。他的小说无愧为“逸品小说”，同时也标志着“汪曾祺小说美学”之确立。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美学；笔记小说；《受戒》

在《走在时尚前面一点——试论汪曾祺小说的先锋性》[1]里，笔者从情节淡化、主题弱化和结构零散化，小说文体的自觉，传统文学、外国文学和民间文学三“打通”，作家和读者共同创作的“空白”论等四方面论述了汪曾祺小说的先锋性。诚如王干在《被遮蔽的大师——论汪曾祺的价值》文中所说，“汪曾祺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大师”[2]，在中国文坛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随着岁月的推移，他的作品显现出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其文学影响将会愈来愈大。从传统文化复兴的角度审视汪曾祺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其新的亮点，咂出新的隽味，得到宝贵的启示。

一、传承中国文学文脉，光大笔记小说

汪曾祺可谓一个典型的大器晚成型作家：从20岁起他开始小说创作，年出版《邂逅集》，在文坛仍是籍籍无名。以后三十多年里，汪曾祺逐渐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以至于年重新拾笔创作《大淖记事》并获得全国大奖后，作家叶楠诧然发问：“从哪里冒出来一个汪曾祺？”[3]可是，他的老师沈从文独具慧眼，年在给施蛰存的信中说：“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2]又向文坛推介这位弟子：“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3]他的联大同学朱德熙(后担任北大副校长)也激赏他，曾做出惊人的预言：“曾祺将来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作家。”[2]凭着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和“南下干部”的资历，汪曾祺在北京作协编辑《说说唱唱》，后又编《民间文学》，是赵树理的搭档。时任北京作协主席的老舍很赏识汪曾祺，曾在年预言：“在北京的作家中，今后有两个人也许会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3]因为创作《沙家浜》，汪曾祺一度被江青看中并因此受牵连，在年被勒令“交待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交待是不是‘四人帮’留下的潜伏分子”[3]，猝然之间，他“被当做重点审查对象而陷入困难境地”[3]。这时候，他的联大同学、语言学家李荣去找胡乔木，称赞他才华横溢：“此人文笔如果不是中国第一，起码也是北京第一。”[3]由此促成汪曾祺获得解放，重新拿起了创作之笔。这使我们不禁要发问：为什么汪曾祺的代表作《受戒》《大淖记事》等尚未发表，就被众人寄予如此高的期望呢？

汪曾祺

在此我们须回望一下中国文学的千年发展史。据石昌渝对鲁迅观点的概括，中国小说起于先秦，至魏晋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通称“笔记小说”[4]。唐朝兴起“传奇小说”，宋朝又兴起“话本小说”，到明清则演变成“章回小说”。然而，魏晋余韵到了清朝仍有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兼有“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的特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则将“志怪小说”和“传奇小说”熔冶为一体，笔记小说的文脉迤逦演变，千百年未曾中断。

进入“五四”时期，由于胡适、陈独秀等揭举“新文化运动”的大旗，白话文兴起，渐渐地笔记小说和古诗词一样，被打入过时之列，退缩到历史的一角，后起作家一心崇洋，“言必称希腊”，试图尽快与国际文坛接轨。然而，由于民国作家们自幼接受旧学的熏染，许多作家上过私塾，熟稔《古文观止》和《文选》等，因此，中国传统文脉并没有被戛然切断，在国学素养极为深湛的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郁达夫等人的笔下，中国传统文气仍得以传承，他们的文章仍然流淌着传统文学的遗韵。只有到了在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那儿，传统文脉式微。在茹志鹃《百合花》、刘心武《班主任》、王蒙《春之声》、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贾大山《取经》、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苏童《妻妾成群》、刘震云《塔铺》等轰动一时的小说中，已很难寻觅到魏晋遗韵。王干说得很透彻：“尤其是年以后，中国文学面临着重新被欧化的危险，面临着翻译文体的第二潮，汪曾祺硕果仅存地提醒着意气风发一心崇外的年轻作家，‘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2]令人遗憾的是，因其长期处于中国文坛的边缘地位，汪曾祺所发出的呐喊只能是很微弱的，犹如空谷之足音。“王蒙曾说汪曾祺是遗老式作家”[2]。“遗老”是指忠于上个朝代的人，清末以后特指那些思想守旧、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人，例如康有为、张之洞、辜鸿铭、王国维等。王蒙这样评价汪曾祺，是赞赏他？讥诮他？笔者不好臆断。“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汪曾祺《晚翠文谈》还差点被退稿(无非是嫌其鼓吹‘桐城派’，很是不合时宜)，而他生前只开过一次作品讨论会(年由北京作协发起，《北京文学》承办)。”[2]至于他的代表作《受戒》的问世，也是一波三折：北京市文联举办创作研讨会，北京京剧团一位编剧当笑话地讲起来：“曾祺前两天写了个小说给我看，写小和尚谈恋爱，有趣倒挺有趣，可主题思想是什么？有什么教育意义呢？”登时引起满座的轰笑声。真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北京文学》老主编李清泉散会后立即叫人把《受戒》拿来一阅，他一边看一边拍案叫绝，看完决定发表。[2]更让人尴尬的是，《受戒》发表后，仍然引来不少批评声：“这些批评者以常见的‘左’的批评方法，无视现实生活的丰富多彩，机械地运用阶级斗争论，指责‘小说的一些描写是离奇荒诞，脱离了生活的真实’，‘缺乏积极的教育意义’。”[2]很显然，这些评论家的审美趣味严重地“西化”和“苏化”了，对于自己民族的美丧失精细的鉴赏口味。即便汪曾祺在文坛已经赢得声誉，获得许多读者的喜爱，他的小说仍然不是那种引起轰动的作品。郜元宝不无激愤地指出：“‘新时期’最后固然再次‘解放’了他，但‘新时期’差点抛弃了他，这样的‘新时期’本质上很可能并不属于他。”[2]张钟等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里有对王蒙、高晓声、刘心武、张贤亮、张洁、宗璞等作家的论述，偏偏遗漏了汪曾祺！在《关于〈受戒〉》一文中，汪曾祺自我解嘲地说：“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5]散发出正宗传统文化气味、神韵的杰作偏偏受到主流文坛的冷落，差点儿被抛弃，这或许是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出了问题。汪曾祺曾专门针对这一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接受西方外来的，没有什么不对，但是要立足于本民族的东西。越是有本民族的东西才越是有世界意义。吸收西方的东西，吸收西方的影响是完全可以的，但你要让人瞧不出来。要是让人一看你完全学外国的东西便不好了。你学了一点外国的东西，还要让人感觉是中国的东西。[5]

王蒙的《春之声》和汪曾祺的《大淖记事》都运用了意识流的方法：前者通篇都是意识流，“全文以主人公的联想、回忆、闪念来组织素材，形成‘放射结构’的特点。”[6]这一特点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弗·伍尔夫的名篇《墙上的斑点》。有学者指出：“《墙上的斑点》……与短篇小说《春之声》类似，全文也仅表示了一个人物的意识流动”[7]。考虑到《春之声》较《墙上的斑点》晚出60多年，它的文学价值就不得不打个折扣。

王蒙

《大淖记事》里的意识流则不然，它是经过作家“揉面”[5]似地精心处理过的，既接受外来的影响，又立足本民族的东西，用汪曾祺的话说：“虽然有法，恰似无法，用了技巧，却显不出技巧，好像是天生的一段文字，本来就该像这样写。”[5]试看小说的一个片段：

巧云破了身子，她没有淌眼泪，更没有想到跳到淖里淹死。人生在世，总有这么一遭！只是为什么是这个人？真不该是这个人！怎么办？拿把菜刀杀了他？放火烧了炼阳观？不行！她还有个残废爹。她怔怔地坐在床上，心里乱糟糟的。她想起该起来烧早饭了。她还得结网，织席，还得上街。她想起小时候上人家看新娘子，新娘子穿了一双粉红的缎子花鞋。她想起她的远在天边的妈。她记不得妈的样子，只记得妈用一个筷子头蘸了胭脂给她点了一点眉心红。她拿起镜子照照，她好像第一次看清楚自己的模样。她想起十一子给她吮手指上的血，这血一定是咸的。她觉得对不起十一子，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她非常失悔：没有把自己给了十一子！

汪曾祺承认，弗·伍尔夫是他年轻时激赏的一位作家：“西班牙的阿多里，英国的伍尔夫，有它一致的地方，但是，不完全一样。我是受了一些影响。”[5]以上片段就糅合了意识流，但是“让人瞧不出来”，洵属“用了技巧，却显不出技巧”，这才是最高明的借鉴，堪称大师的手笔。“要是让人一看你完全学外国的东西便不好了”，为什么呢？这意味着你吃了夹生饭！早在大学时代，汪曾祺就对《九叶集》的诗人说：“你们能不能把外国的现代派变变样，把它中国化了。”[5]这个艰巨的文学使命，那些诗人终究没能完成，而是由他自己在40多年后大功告成，了却了他的文学夙愿。经由汪曾祺的回春妙手，笔记小说的文脉得以接续，并且被发扬光大，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李洁非在《空白——悼汪曾祺先生》文中怅憾地指出：“现在，汪先生逝去了，中国的文坛才真的显出了一块空白。不是创作的空白(他的文章仍在，我们可随时取来重读)，而是人的空白，精神的空白。”[2]行笔至此，笔者油然想起陈寅恪悼念王国维挽诗中的话：“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意思是：我们这些学者所研究的都是上天的真理，但同时代的主流思想是排斥异理他说的。套用这一诗句，我们不妨这样评价汪曾祺及其作品：“此君所著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

二、引“文气”“逸品”说入小说创作领域

细读《汪曾祺全集》的第九、十卷，人们可以发现：汪曾祺不仅创作了两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而且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小说美学遗产，展现了一位文学大师的真知灼见，建构了“汪曾祺小说美学”之大厦。

如前所述，笔者在《走在时尚前面一点——试论汪曾祺小说的先锋性》中已就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征作了四点概括，此处仅就“文气”这个关键问题提出一己之见。

何立伟指出，汪曾祺小说最为可贵之处在于：

汪先生的《受戒》《异禀》，出现在以模仿海明威、福克纳诸西方大师为时髦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其实应当算作当代的文学事件。它让人意识到小说的做法，除了西洋的可以好，中国的同样可以好，且可以好得特别。当其时，有许多青年作家受汪先生小说的启发，从本土文化传统资源里寻找新的路径，以期达到当时人们意识到的文学高度。[2]

这个评价很值得学术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