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王尧当年批评解构崇高表达粗鄙和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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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董子琪

编辑

黄月

作家余华讲述自己最初创作《现实一种》《一九八六》的经过，回忆自己70医院当牙医时审阅交代材料，而那正是他的“文学启蒙”；莫言讲自己最开始写《透明的红萝卜》时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睡觉时做了个梦，小说里也有很多通感的东西……

这种讲述文学史的方式有些特殊。从“伤痕文学”到年的杭州会议，再到年代发生在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宿舍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年初，学者王尧开启了“新时期文学”口述计划。围绕标志性的文学事件、思潮以及重要作家作品，他寻访了众多作者、编辑、出版人和学者，请文学事件的亲历者自己讲述文学史中曾被忽略的过程和细节。

比如，杭州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评论家认为其与后来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崛起密切相关。人们都记得的是，作家阿城是杭州会议上说故事的主角——陈思和说，会上故事越讲越像打禅说谜，后来有人开始聊做梦和解梦；阿城则回忆道，他在会上讲故事，是因为从来没有参与过会议，很不适应会议的气氛，讲故事则能让自己快活一点。

时隔近二十年，《“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终于出版，值此契机，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在苏州对王尧进行了一次专访。在访谈中，王尧讲到了当年做口述采访的情形，也反思当年的思潮和会议讨论之于今天的预见性，诸如杭州会议探讨的中国本土写作资源与外来资源如何结合、“人文精神大讨论”所担忧的精神矮化与拜金氛围，这些在今天仍是值得我们持续思考的问题。

王尧（左）与莫言。王尧，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中国当代散文史》《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新人文”对话录等。

01口述的实践

界面文化：你最初是怎么展开文学口述史的访谈工作的？

王尧：从年到年左右，在好长时间里，我就背着一个双肩包，拿一个卡式的录音机，风尘仆仆地全国来回跑。那时候约一个人很不容易。大量事情在年就完成了。之所以推迟出版，是因为当时很多关键的人在海外，比如北岛，要等机会才能找到。

王尧的录音资料

这个寻访的过程非常长，非常复杂。首先要做案头工作理清线索，像是选哪些作家、哪些作品和文学事件；需要找到作者本人、诗人、散文家，以及与这些作品发表相关的批评家、责任编辑、主编和出版人。对于一些思潮，要知道哪一次文代会的报告是谁起草的，要做一个非常翔实的文学地图，慢慢地就一边准备一边做访问。有一年我用几个月时间把所有的文学期刊都清理了一遍，在访谈的过程中又知道另外一些线索，像滚雪球越滚越大。

界面文化：在口述过程中，像阿城、余华、莫言等很多作家都对自己的创作做出了很详细的讲述。尤其是阿城，讲到了小说和文化的关系，说当时的人们习惯了“武化”和斗争，反而对文化有了生疏感。你当时对哪些作家的讲述印象最深、最有感触？

王尧：这一代作家对自己的文本都有自己的理解，跟我们这种没有写作经验、从理论出发的人区别太大了，他们讲到了好多细节。

我记得找阿城是到北京郊区，林白陪我去的，他住在厂房盖成的房子里，带我去吃回锅肉。我问他，为什么他的笔记体小说《遍地风流》篇幅长短都差不多？他说，跟写作的材料有关系，他插队时抽香烟，把香烟盒打开，用里面的纸写的，几个香烟盒写一个短的，然后再我传给你、你传给他。所以，写作的物质条件和媒介会影响到小说的篇幅和结构。

莫言也讲了很多内容，包括小说名字的修改。《透明的红萝卜》原来叫《金色的红萝卜》，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系主任徐怀中帮他改成了“透明的红萝卜”，金色太具体了，改成透明就有通感的意思了。

界面文化：莫言、马原都讲了很多还未成名时的创作经历，马原还提到年青城山下大雪、他困在县城招待所里那么想要写东西的故事。口述史里最有意思的部分，是作家、编辑、出版家要成功还没有成功的讲述吗？

王尧：我不太赞成用成功还是不成功来讲，可以用最有意义的部分来衡量。对文学活动家和思想家来说，尤其激动的是参与了影响文学的历史事件，以这个为尺度衡量此前此后的文学进程。对作家而言，特别激动的时刻是还原了那些可能成为经典作品、生成内心世界和写作的过程。对批评家来说，一辈子引以为荣的是发现和发表了某篇小说。所有人加在一起，把空洞的东西充实了，内心化了，生活化了。

界面文化：余华讲到，他年少时在牙病诊所看检举揭发材料，说那些材料某种意义上是他的文学启蒙。如果评论者只看小说、不看口述，是不是就会错过这些？

王尧：口述是评论作家的重要参考，像是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涉及文革时期，里面许多东西和当时读的材料有关，阅读会启发他来理解另外一些人的生存状态，帮助他看到人性的另外一面，这一面和我们平常所见的堂而皇之的一面有很大差距。

02会议与思潮

界面文化：书中的各种官方会议也值得注意，会议是重要文学事件的发生地和舆论场，比如年的杭州会议就在书中占有很大篇幅，李陀、韩少功都重点回忆了这次会议，为什么会议对当代文学发展是重要的？

王尧：这与八九十年代也有很大关系。八十年代文学体制重建，文学思潮对作家的引导和规定比较大，不像今天制度的影响比较小。在那个时候，会议基本上是文学的新观念和新思潮产生的方式。当时各种类型会议都有，在会上有各种思想的碰撞，会议与制度的重建和文学思潮非常相关，它引领着作家。另一方面，会议也是让作家彼此确认的便捷方式，当时人们心里都没有底，要碰在一起互相确认，许多思潮都是这么来的。

界面文化：对作家来说很多，会议、笔会经常是回忆的重点，这是为什么呢？

王尧：会议、笔会是中国特色的文学制度，这种会议对作家的启发很大，那个时候没有更多的获取外部信息的机会。其实，功成名就以后值得回忆的东西就很少了，生活变得相对封闭了。说到底大家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