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研究张伯存王蒙主编人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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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当然也是文学期刊的黄金时代，像《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等名刊在当时风光无限，它们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文学热点。对于80年代的文学生产，文学期刊编辑部和甘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们居功甚伟。评论家李陀有如下观点：“对八十年代思想界、学术界和文学界所经过的大变革来说，有太多的编辑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往大里说，他们那时候通观全局，对变革的来龙去脉，比学者、作家、艺术家们更清楚，有更冷静的观察，往小里说，他们知道太多的‘内幕’和‘秘密’——有时候，这些细节正是解释某个特定历史的金钥匙。”（1）他主张应该有一个“80年代文学编辑史”，它其实是一种别开生面、另辟蹊径的当代文学史。

本文以曾任《人民文学》主编的王蒙为例，利用张光年日记，王蒙自传，朱伟、马原和李庆西的回忆、口述等一定意义上的一把把“金钥匙”，还原王蒙担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来龙去脉和他在任上的工作内容，这或可视为“80年代文学编辑史”之一页。

中国作协主办的《人民文学》创刊于年10月，是与新中国一同诞生的国家级文学刊物，在当代文坛有着重要地位，被视为“国刊”。《人民文学》第一任主编是著名作家茅盾，他也是中国作协第一任主席。王蒙在自传里说：“《人民文学》在五十年代，何等令人羡慕，都是全国最德高望重的作家担任它的主编。……你在别处发多少文章，没有人认定你是作家，而《人民文学》呢？那是作家的台面啊。”（2）王蒙这样说时或许想到了使他成为全国知名作家同时也给他带来厄运的发表在《人民文学》年第9期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的感受道出了《人民文学》在作家和读者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文革”开始后《人民文学》被迫停刊，年复刊。自年至年6月，张光年、李季先后担任《人民文学》主编。年7月，王蒙成为《人民文学》新一任主编，直到年3月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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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酝酿

在王蒙之前，《人民文学》主编由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兼任，他工作繁忙，加上年事已高，身体欠佳，他兼任主编不是长久之计，物色一个合适的新主编是摆在他面前的要务。但这项工作自年12月初提上议事日程，直到年6月才尘埃落定，这是张光年事先没有料到的。

（一）人选问题

张光年在年12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葛洛、刘剑青来，商谈《人民文学》改进工作问题。……我就组织与人事调整，提出初步想法，请他们考虑。”（3）他该月中旬日记记载：“沙汀同志考虑了三天，确定不能担任《人民文学》主编。”（4）可见他最初的方案是拟让沙汀担任主编。月的一天，张光年“约了王蒙后天晚上来”，（5）第二天王蒙就来见他。他日记里记：“晚王蒙来谈，携赠他的小说集《冬雨》。”（6）这大概是他第一次和王蒙单独深入交流，也许是他从个人角度对王蒙的一次考察。年7月22日，张光年见到刘白羽、林默涵，他提出让葛洛任《人民文学》主编，“他俩未表示意见”。（7）可见葛洛是第二人选。转眼到了年，1月18日，张光年去严文井家看望他，其日记里记载：“我再次欢迎他参加作协工作，主编《人民文学》，最好是我不兼，这他不肯，那就仿《文艺报》例设两主编，他说可以考虑。”（8）他当天回去后便同冯牧、朱子奇进行了沟通。这是第三方案，但此后没有下文。与此同时，《人民文学》的办刊质量在下降，张光年日记中说：“看完了这期《人民文学》（引者按：年第4期）上的十一篇短篇小说，深信改版是必要的，这个刊物生命力不够强了。”（9）之前副主编刘剑青也向他反映过稿件质量下降问题。

拟用王蒙是第四个方案，从张光年日记记载看，其中过程颇多反复，甚至一波三折。年7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王蒙来谈二小时。他出示乔木去青岛前写给他的短简，劝他注意文风。……他希望调到总会，也愿到《人民文学》。”（10）乔木即党中央书记处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胡乔木。揣摩文意，王蒙是应邀来谈，张光年在谈话中表达了希望他到《人民文学》担任主编的想法，征求他的意见（后面的日记印证了这一点），王蒙应承下来。而在7天前，张光年被告知王蒙将被增选为党的十二大代表候选人，这两件事之间不能说毫无关联。关于候选人一事，7月26日，张光年日记有如下文字：“上午中组部李锐来访，为提王蒙征求意见。我表示赞成。我说：‘他不是冲锋陷阵的战士，但也不是哪边风硬哪边倒，政治表现是好的。’”（11）在党的十二大上王蒙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8月和9月，张光年就《人民文学》领导班子的初步设想和调王蒙一事征求了冯牧和谢永旺的意见。张光年年11月28日邀王蒙谈话：“我重谈了夏天谈过的邀他主持《人民文学》及该刊编委会改组的设想，他表示基本上同意。”（12）对于《人民文学》主编调整及改组编委会的想法，张光年也同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交换过意见，年12月7日，张光年同周扬晤面，周扬“比较同意王蒙来担任主编”。（13）可不知何故，张光年12月22日日记记载了他同中宣部另一位副部长贺敬之晤面时的情形：“我提出葛洛任《人民文学》主编，王蒙、蒋子龙、刘剑青副主编的想法，他认为这样比较好。”（14）而葛洛曾是张光年的第二方案主编人选，之前不知何故被否定了，如今不知出于什么理由又重新考虑起来。在此之前，张光年一直拟让王蒙担任《人民文学》主编，并且和王蒙谈过两次话，对于突然变化的原因，从张光年年2月9日日记中可以找到答案：“我跟乔木同志谈了：要调王蒙到作协总会，先参加编辑工作，使他同各地分会同志有个相互认识过程。他表示理解。”（15）张光年也许有了顾虑，觉得直接从北京作协调王蒙担任《人民文学》主编，条件还不够成熟，他后退一步，拟让王蒙担任排位第一的副主编。而这样的设想，事先没有征求王蒙意见，未免一厢情愿了。年2月19日，葛洛给张光年打“他听说王蒙向崔道怡表示：他95%不到作协总会来了。”（16）张光年次日就委托谌容找王蒙了解情况，让谌容做王蒙的工作。“晚上王蒙来谈二小时，对一些传言走样颇多解释，归结在：‘您原来要我当主编，我是按照这个来考虑的。如果条件不成熟，可以等等再说。’我对他的直率感到喜悦，请他开完作协北京分会三天之后再谈。”（17）王蒙走后，张光年同冯牧通“冯牧认为照王蒙的意思办，便于发挥他的积极性。”（18）此次谈话之后王蒙担任《人民文学》主编一事基本确定下来。

张光年2月25日日记内容颇耐人寻味：“上午乔木同志的秘书黎洪来电话问，王蒙去《人民文学》事是否有变化？我将近日处理情况扼要告诉他了。他说乔木问起，将根据通话内容向他汇报。”（19）由此判断，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