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子女讲述生活中的汪曾祺

如今，汪曾祺这个名字，正在不断被提及，被重温。可以确定的是，从这个名字中衍生出来的文字，还将继续温暖着一代代的读者。今日下午，由扬州大学、扬州晚报、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共同邀请到了汪曾祺的子女，长子汪朗、女儿汪朝，请他们讲诉生活中的汪曾祺，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家里“最后一把手”

就是负责烧饭这件事

作为汪曾祺长子，汪朗回忆说，在子女心目中，汪曾祺是很随和的人，很随意很温和，很少发脾气，在外面的影响力挺大，但在家里是“最后一把手”。他这种地位“不高”，是他这方面没有“占位”意识，在家人面前，他从不把自己看得很高，哪怕是成名之后，统一的称呼就是“老头”，全家都叫他“老头”，“老头”来，“老头”去，谁叫他，他都答应得非常痛快。

在家里，谁都可以对他的作品说三道四，甚至是“践踏”他的作品。汪曾祺除了写文章，还会画画写字，但是画完画后，孙女和外孙女都会挑刺，说爷爷画的是什么呀，荷花怎么连水都没有啊，而且画面空的太多了。还会提起笔来，在画纸上画上水纹，添上荷叶，这样一来，汪曾祺也是乐呵呵的，一点架子也没有。

他的文章也经常在家里遭受批评，孙女四五年级的时候，说爷爷写的东西一点也不好，因为“没词”。她觉得，在爷爷的作品中，没有华丽的词藻。另一位孙女也附和，认为文章的中心思想，一点都不突出。汪曾祺听了后，笑道“说得好，就是没词”。他认为，“没词”是对自己的表扬。

汪曾祺在家是排名第一位厨子，他做饭非常认真，买什么菜，配什么菜，都考虑好了，特别希望大家都很配合他。但是母亲不积极吃饭，每到吃饭的时候，三请四请不上桌，母亲上桌后还话多，问这些菜是怎么来的呀？怎么做出来的呀？汪曾祺就说：“哪来的？垃圾箱里捡出来的，爱吃不吃”。他特别希望别人欣赏他所做的菜。

曾拿菜刀“剁指明志”

对于文字非常固执

汪曾祺也有发脾气的时候，汪朗回忆说，那是汪曾祺在外面受委屈的时候，回家就“哼哼唧唧”的。汪曾祺还曾在家要拿着菜刀，囔囔着要“剁指明志”，说这辈子再也不写了。

汪曾祺在文学创作上很固执，旁人提出的意见，他很少接受。他写过一篇《寂寞与温暖》，是描写人被打成右派前后的情况。汪曾祺写的内容，寂寞有一些，但是更多的是温暖，感觉到处都是温暖。家人提出意见，他改了六遍，最终还是和开始差不多。

汪曾祺一度认为西方古典小说慢条斯理的小说方式，不适合现代的节奏，他就说小说要短一些，读者们都是“一手拿着汉堡包和烧饼，吃一口看一眼小说”，在这种情况下，小说家要把小说写得很短一些。上世纪80年代，很多人不知道汉堡包是什么，所以编辑就把“汉堡包”改成了面包，汪曾祺就不高兴，认为汉堡包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面包不是。汪曾祺对这件事耿耿于怀，后来自己收录文章时，又把面包改回了汉堡包。在这方面，他是很固执的。

汪曾祺还写过一篇不长的小说，叫做《黄油烙饼》，写的是8岁小孩在自然灾害期间的遭遇。当时大家都吃不饱，但是在开三级干部会时，可以吃到黄油烙饼。当时干部开会后吃饭叫做“聚餐”，为什么汪曾祺还写“开会”呢？后来想到，小说的主角是8岁孩子，在他的词汇中，是没有“聚餐”的。他在这些细节上，非常注意。

汪曾祺对别人的作品不说坏话，但是不说过头的话。他认为创作是神圣的事情，包括对亲近的朋友写作品评论，只是写出他所认为的优点，绝不拔高。别人请他写序，他就觉得比较痛苦。他宁可扯得十万八千里，也不会说过誉的话语。

自己认定要进文学史

会是“名家”不是“大家”

汪朗说，汪曾祺是非常勤奋的，貌似看不太出来。北京说“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家人平时很少看他端着大部头的书在读，他也没有多少读书的时间，但是他什么都知道。家里一天三顿饭，买菜做饭就占用了很多时间。但是他写作画画，一点不耽搁。他很多作品都是在60岁以后写的，看到他的全集，子女才觉得他原来很勤奋。他把时间安排得非常合理，做事的效率很高，很少有返工的现象，写作都是一气呵成。看似随意，产量很高。

汪曾祺内心对自己的评价其实是比较高的，家里人闲聊，有次他就说：“我以后是要进文学史的人”。这也是他创作的动力，他认定自己能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汪曾祺曾说，

过去文学史有“大家”和“名家”，“大家”就是李白杜甫之类的。还有“名家”，如同张岱，写的东西传世，但影响力没有李杜那么大。他觉得自己今后会是“名家”，“大家”是做不到的。

汪朝回忆说，她读过卡夫卡的《变形记》后，就推荐给父亲。汪曾祺读了之后，反复说这篇小说写得特别好。汪曾祺还参加过莫言小说的研讨会，对《透明的红萝卜》印象深刻，回来之后，一直说莫言小说中的意境特别好。后来汪朝还推荐了《红高粱》，但是他翻了几页就放下了。可能他更喜欢那些注重细节的作品。汪曾祺曾主动写过一篇评论，是给阿城的《棋王》，发在《光明日报》上的。他和年轻作家们来往很多，是很随意的。

很少真正教育子女

认真做事，平等待人

汪曾祺有一肚子的才华，却把亲情和才情区分得很清楚，他很疼爱子女，但是又觉得子女都不是从事文学创作的材料。汪朗觉得，他对子女都是“放养”，母亲让他教子女如何写文章，家里买了《古文观止》，翻了好几遍，就讲了半篇《五柳先生传》，这是记忆中唯一的教育。虽然没有真正的创作教育，但是从父亲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包括他的为人和人生态度，这是家长对子女最好的教育。自己学到的精华就是八个字：“认真做事，平等待人”。任何事情，只要坚持认真做，都会有或大或小的成就。

汪朝则觉得，在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对子女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直接的教育基本没有，因为他在家里管吃，家里的里里外外，都是母亲一把手。现在想起来，父亲正是专注于写作，才成就了现在的汪曾祺。

汪朝特别记得，当时有年轻人来家里，很快就像家里人一样相处，完全没有距离感。他不喜欢倚老卖老，年轻人对他也不见外，有时候能谈到夜里12点，大院门关起来了，年轻人翻着铁栅栏出去。家里有个小保姆，那时候生活条件比较紧迫，只有小孩子才能喝橘子汁，小保姆偷偷喝了橘子汁，家里人觉得这种行为不太好。但是父亲就急了，说她应该喝，因为她没有喝过。我们这才觉得，他说的对，他很同情那些命苦的孩子。

汪朝说，汪曾祺身体不太好之后，就戒酒了。他从十几岁开始喝酒，戒酒之后整个人都恍恍惚惚的，写的笔记都没有力度了。我们就劝他别写了，他很反感，说如果不写，那活着干什么？他一直把写作当成己任。他的一生，是有价值的。

记者王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