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2000多年前的文献是怎么流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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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司马法》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载，司马穰苴是田姓，因功被封大司马，因而叫司马穰苴。穰苴主要活动于齐景公时期，与田乞、晏婴同时，早于孙武，在齐国是一位“文能附众，武能威敌”的难得人才。齐景公时，由于晋国进攻齐国的阿城和甄城，同时燕国入侵齐国河上地区，齐国军队大败。在晏婴的举荐下，穰苴临危受命，击退晋、燕的入侵，官拜大司马。后由于田氏与鲍氏、高氏、国氏的权力之争，鲍氏、高氏、国氏在齐景公面前谗害穰苴，他因此被罢黜，后郁愤而死。《司马法》又称《司马兵法》、《司马穰苴兵法》、《穰苴兵法》等，名称虽各有不同，但所指相同，是最早流传于春秋之前的一部古兵法，反映了商周和春秋中期的军事思想、战争特点和军事制度。司马穰苴《史记》载：“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关于穰苴与《司马法》，《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载：“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因此，《司马法》包含的内部有两部分：一是古者司马法，二是穰苴兵法，两者合为一书。其著作权不全归穰苴一人所有，其中一大部分是商周时期的史官、兵家所作。但是，历代目录著作多数肯定作者是穰苴，而且著录名称也不同。《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军礼司马法》一百五十五篇；《隋书·经藉志》著录为《司马兵法》三卷，齐将司马穰苴撰；《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为《司马法》三卷，田穰苴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田穰苴《司马法》三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为《司马兵法》三卷，齐司马穰苴撰；《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为《司马法》一卷，云：“隋唐志俱作三卷，世所行本，以篇页无多，并为一卷。今亦从之，以省繁碎焉。”《汉书·艺文志》把《司马法》归入礼类，而在兵家类中班固说：“凡兵书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其下自注日：“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入《跋鞠》一家二十五篇，出《司马法》百五十五篇，入礼也。”这说明刘向的《别录》、刘散的《七略》是把《司马法》归为兵家类的，只是班固才把它归入礼类。《隋书·经籍志》以后的史志目录均把《司马法》归入子部的兵书或兵家类。宋代目录学发达，宋晃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为《司马法》三卷，齐司马穰苴撰；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司马法》一卷，齐司马穰苴撰；宋尤裹《遂初堂书目》只录《司马法》书名，未题篇卷及作者；宋王尧臣《崇文总目》著录为《司马兵法》三卷，未题撰人；宋郑樵《通志·艺文略》著录为《司马兵法》三卷，齐将司马穰苴撰。这些文献著录有题为一卷者，有题为三卷者；有题作者为司马攘直或田攘直者，有不题作者姓名者；有题卷数、撰人者，有不题卷数、撰人，而只题书名者。共同之处是所有这些目录著作均把《司马法》归入子部的兵家或兵书类。这些著录情况，是《司马法》在流传过程中发生的变异现象。《司马法》的不同书名，是在流传过程中传抄者、校订者、著录者拟定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但也不能排除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内容有差异的本子：《汉志》之所以把《司马法》归入礼部，主要由于班固是从《司马法》的军礼性质着眼的，因为未散佚的《司马法》与今本《司马法》不同，它的主要内容是古代的军礼军制，而今本《司马法》则多保留政略、战略、战术的文字。2.《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反映的是春秋末期的军事思想、战争特点和军事制度。《孙子兵法》及其作者孙武最早见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吴王阖闾在公元前年登位，因此孙武最早当在这一年奔吴，在奔吴时己有《十三篇》，这已经非常清楚。但自宋代以来，批评、甚至怀疑孙武其人的言论屡屡出现，如北宋梅尧臣认为《孙子兵法》是“战国相倾之说”，成书当于战国。北宋苏淘则批评孙武不能在军事实践中运用自己的军事理论，认为孙武有“三失”。南宋叶适说《孙子兵法》是“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其言得用于吴者，其徒夸大之说也……故凡谓穰苴、孙武者，辩士妄相标指，非事实。”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怀疑说：“吴孙武撰，《汉志》八十一篇，魏武帝削其繁冗，定为十三篇，世之言兵者祖孙氏，然孙武事吴阖闾间，而不见于《左氏传》，未知其果何时人也。”到了清代，这种怀疑不绝如缕。全祖望说：“《左氏春秋内外传》纪吴事亦颇详，然绝不一及孙子，即《越绝》诸书出于汉世，然亦不甚及孙子，故水心疑吴原未尝有此人，而其书其事皆纵横家之所伪为者，可以补《七略》之遗，破千古之惑。至若《十三篇》之言，自应出于知兵者之手，不可按之以责孙子之不售也”。姚慕说：“左氏序阖闾事，无孙武。太史公为《列传》，言武以十三篇见于阖闾。余观之，吴有孙武者，十三篇非所自著，战国言兵者为之，托于武焉尔。”现代也有学者怀疑历史上是否真的有孙武其人其书存在，如钱穆认为：“《汉书·艺文志》有《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而本传则称十三篇。然其人与书盖皆出后人伪托……《孙子》十三篇，询非春秋时书。其人则自齐之孙膑而误。”其它如梁启超、黄云眉对《孙子兵法》及其作者也持类似看法。虽然不能排除《孙子兵法》在成书过程中经过孙武的弟子和其他人的润色和加工，但其基本思想是孙武的，基本文字也是孙武手定的。虽然《孙子兵法》每篇的开头都冠有“孙子曰”，但并非语录体。十三篇语言风格一致，结构紧凑，体系严密，非一人构思、写作不能为。年4月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的出土印证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的真实，与《孙子兵法》十三篇相关联的竹简还有五篇：《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吴问》记述吴王与孙武的问答。《见吴王》记述孙武教战吴王妃的事迹，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及《吴越春秋》所记相同，并且两次提到“十三篇”，这说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关于孙武与《孙子兵法》的记载是有根据的，《见吴王》很可能就是司马迁写作《孙子吴起列传》所据的原始材料。在银雀山汉墓中，与《孙子兵法》同时出土的还有《六韬》、《尉缭子》、《孙膑兵法》。3.《孙膑兵法》年4月，《孙膑兵法》在失传近年后，于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座西汉前期的墓葬中出土了竹简版《孙膑兵法》。它的出土，结束了自宋以后有关其书有无和真伪、孙武和孙膑是否各有其人的长期争论，拨开了笼罩在历史上关于孙武与孙膑及其著作的重重迷雾。据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整理，竹简约余枚，余字。从简文来看，《孙膑兵法》的文体并不是很统一。有问对性的，如《威王问》、《陈忌问垒》等篇；有记述性的，如《擒庞涓》等；还有论述性的，用“孙子曰”开篇，有点类似于孙武的《孙子兵法》，如《月战》、《八阵》等篇。自《孙膑兵法》残简出土以来，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即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年该小组对余枚简全部重摹，并加释文、注释，编成《孙膑兵法》一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孙膑兵法》30篇，其中上编15篇，下编15篇，共余字。年，文物出版社再次出版《孙膑兵法》时，把年版的《孙膑兵法》下编15篇全部删去，于上编15篇基础上又增加了《五教法》一篇，全书于是由30篇变成16篇，共枚简字。本文以年版《孙膑兵法》为研究底本。银雀山汉墓《孙膑兵法》主要有两个问题：首先，根据竹简本《孙膑兵法》十六篇的行文款式看，《孙膑兵法》不可能是孙膑自著。《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强兵》诸篇以第三者的口吻叙述孙殡擒杀庞涓的经过以及与齐威王和田忌的问对之辞。《篡卒》、《月战》、《八阵》、《五教法》诸篇的每节开头都有“孙子曰”字样。很显然，都是第三者对孙殡论兵言辞的记录。在《孙膑兵法·威王问》篇中，有孙膑与其弟子的对话：“孙子出而弟子问曰：威王、田忌臣主之问何如？孙子曰：威王问九，田忌问七，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这说明孙腆有弟子追随，《孙膑兵法》由弟子们所纂录是可能的，也是可信的。中国古书成书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作者自著，二是作者门人弟子编纂，三是后人托名伪作。中国古代有不少文献都不是题名作者自著，兵书也不例外，这几乎是惯例了。其次，《孙膑兵法》是孙膑的弟子所纂录，成书当在孙膑死后。根据钱穆先生考证，孙膑大致生于公元前年，卒于公元前年。但从马陵之战发生在齐宣王二年(公元前年)这个史实考虑，可知孙殡不可能卒于齐威王三十七年(公元前年)。从《韩非子·五蠹》所说的“今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和《吕氏春秋·不二》所说“孙膑贵势”看来，《孙膑兵法》最晚成书于公元前年。《韩非子·五蠹》所说“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这里的“孙”既指孙武，也指孙膑。先秦至秦汉，孙武与孙膑都被称为“孙子”。《韩非子·难言》说：“孙子膑脚于魏”，这里的“孙子”指的是孙膑；《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的“孙子”既指孙武，也指孙膑；《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的“孙子”是指孙膑；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中的“孙子”也是孙膑；《汉书。艺文志》为了区分孙武与孙膑，则分别称“吴孙子”和“齐孙子”，都是“孙子”。这也是后人把这二人混为一谈的主要原因。成书于秦统一六国之前的《吕氏春秋·不二篇》说：“老聃（老子）贵柔，孔子贵仁，墨翟（墨子）贵廉，关尹（尹子）贵清，列子贵虚，阳生（杨朱）贵己，孙膑贵势。”虽不是对《孙腆兵法》的直接著录，但也可以说明当时孙膑和其兵书确实是“名显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