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朱天心说,宁愿居于主流之外,抗拒不被

17岁时，台湾作家朱天心写了《击壤歌》，她说这本书“无一字虚构”，是当时在台湾北一女中上学时她的自传。出版第一年，《击壤歌》在台湾再版十几次。出版五年，即在台湾卖出30万册。因为年少成名，又有版税支持，朱天心得以从大学毕业开始，就一直从事专业写作。

《击壤歌》被胡兰成推崇，他在台湾数年一直受朱家照顾，是朱天心的老师和长辈。《击壤歌》出版几年后，胡兰成跟朱天心有过一个质问。他以《红楼梦》前40回比喻少时的朱天心和《击壤歌》。

胡兰成说：“以前是大家都年纪小，大家都与天同在，与神同在，所以你与那些女孩子男孩子如同一人。”“你不知不觉都是写的神的示现，神的言语。而现在你是用的什么语言，写的什么现象呢？”

“如现在的日本作家，他们写历史小说，写自传式的小说，写眼前的景物，写广岛与长崎原子弹的报道小说，便是都在这一点上失败了。连后四十回的《红楼梦》也是在这一点上烦恼了，不说失败，也是失意，然则今后，朱天心将怎样来打开这一关呢？”

胡兰成说这话的时候是年，这一问的33年后，朱天心写了一本《三十三年梦》，记录了年到年里，她与家人、友人去日本京都的数十次旅行。

胡兰成、朱天文和朱天心，摄于年京都

一方面是她十年来一直想写一本有关“所在的这50年台湾”的长篇小说，记忆繁琐，写得不顺利，于是想用《三十三年梦》，借京都这个多年旅行地来整理记忆。另一方面，是她不自觉地想要去回复胡兰成的质问。

在《三十三年梦》书后的附录答问中，朱天心写，“如今我借此书是回应我的‘后四十回’，取巧地以珀尔修斯之盾偷窥那美杜莎，以京都为舞台折射我这三十三年。写那城、那时间（和不再在的时间）、写友人们（和不再来往的友人）……”

和很多台湾作家的遭逢一样，朱天心的《击壤歌》首次在大陆出版，已经是年。今年8月，《三十三年梦》在台湾出版2年之后于大陆出版。两本本来相隔近四十年的书，在大陆的出版只相距7年。

这造成了另一个现象，在台湾阅读朱天心的读者和在大陆阅读朱天心的读者是有年龄差的，在大陆阅读她的读者年龄更小。也因为出版时间上的交错，《击壤歌》和《三十三年梦》在时间上的跨度对于大陆读者来说，感受也许不会那么直接。

《三十三年梦》北京活动现场的读者

朱天心常以镜子来形容书写者的自我要求。二三十岁的时候，她觉得作家就是一面擦得亮亮的镜子，事实是什么样，就要照出什么样的东西。之后，她渐渐觉得这其实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作家写出的一定有自己的理解在里面。

朱天心说，那就承认，她对写作要求的描述便改为哈哈镜。一方面要以自己的体察照出东西，一方面作家要赡养作为“哈哈镜”的品质，让事情是有品质地显现出来。这不是对所有作家都适用的写作要求，朱天心会非常先发地强调作家对社会的责任。她会觉得，作家不能附和政治正确，所以她几乎一直在做政治不正确的事情。

年，因为胡兰成的书在台湾被禁，朱天心和姐姐朱天文以及其他朋友办起了《三三集刊》，发表胡兰成以笔名“李磬”写作的作品。当时的朱天心抱着“中国未来只要有三千个士就有救了”的心，觉得《三三集刊》就是找士、养士的过程。

年代及之后，台湾在强调本土化的时候，朱天心为台湾的外来族群发声，为东南亚、大陆劳工等弱势群体争取权益。

年，她与侯孝贤等人成立“族群平等行动联盟”。（在《三十三年梦》中，朱天心毫无避讳，直接说林怀民、柏杨曾经应允加入但见报后要求撤签。）

年，她为作家蓝博洲《战风车》写的序中记载过他们的族盟宣言，写有：凡境内诸岛屿之居民应享有平等待遇，以及免于恐惧之自由，有权决定一己的记忆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追求幸福的方式。

这些年，问她忙什么。她答，除了写作还有动物保护的工作。在她眼里，流浪动物也是最最边缘的弱势群体。虽然，台湾比起很多地方在动物保护上已经做得很超前。但她心里会有类似“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责任，所以会花很多时间在上面。

因为害怕狗群袭击街猫常至街猫咬死，朱天心的丈夫唐诺有半年时间，会在凌晨1点到3点，在家门口借门灯一本《左传》、一支球棒，脚边一杯咖啡地守夜，来保护街猫。

《三十三年梦》开篇写有：纪念橘子

朱天心借萨义德写在《知识分子论》里的话说：“知识分子的职责是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永远不让似是而非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宁愿居于主流之外，抗拒不被纳入、不被收编”，“知识分子如同一直是个旅行者、过客，而非寄生者、征服者和掠夺者”。

对于朱天心来说，面对没有穿衣服的国王，小说家是应该说出“国王羞羞脸，什么都没穿”的人。所以，问朱天心看重朋友什么特点，朱天心会说喜欢很诚实的人，和英勇的人。

作家阿城是朱天心一家的朋友，阿城提到朱天心及丈夫唐诺的写作时说，“朱天心和材俊（唐诺的真名是谢材俊）都是我非常尊敬的作家，我尊敬他们的首先是人格，第二个是由这个人格支撑和整理下的文格”，“现在不太讲人格了，也不太讲文格了，对我来说，什么是这两样东西？不绕，碰到一个问题不绕”，“不管篇幅长、短，当你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是要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在他们的写作当中是能听到这种嘎嘎的声音。”

关于朱天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朱天心的所有访谈、包括她的作品里，常常有不断重申的观点。特别是关于文学的思考和担忧、关于社会的思考和担忧，朱天心在不同场合常常一次又一次地在重申。

如果仔细一点，还会发现这些观点和经历彼此接应，可以毫无缝隙地结合在一起。

如果你留意到她胸前挂着一个记者朋友送她的护身符，你就可以看到她在其他地方讲到她怎么跟这位朋友结识。她提到她有气喘，就可以从她回忆录里看到她气喘是哪一年因为什么原因落下的病根。她说到她在几个月前的书展看到一个逆流行走的人让她羡慕，就能从她在两三年前的访谈里看到她提过小说家应该做人潮的逆行者。

《三十三年梦》在大陆的发布会上，梁文道说他说一句“大胆并不客气“的话，朱天心一家有时候是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一家。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底下，你到底认为文学是什么？创作是什么？你跟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关系？我很少见到有像他们一家人，像唐诺、天心这样的人，是这么严肃、认真、刻苦地对待自己的写作。”

朱天心与丈夫唐诺、孩子谢海盟

Q：好奇心日报（